中国财政预算百年变迁(2)
辛亥革命网 2011-08-17 00:00 来源：《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 作者：《南方周末》、《经济观察报》 查看：
但是，北洋乃至民国也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遗憾：在中国，广大民众对政府及其财政行为始终没有形成真正的“压力”，“牵制”、“制约”、“平衡”等观念始终未能进入中国人大脑。控制不住“钱袋子”，也就控制不住专制这匹脱缰的野马，执政者仍然可以不受监督，不受限制地继续盘踞无限的、绝对的权力。
延安民主
延安边区财政的确是民主的财政，是人民可以“说话”的财政。从上世纪4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言论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来，在他们的思想库中，除了马列主义，还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国进步思想的精华和西方文化的成分，其有机融合，凝结成了珍贵的“延安精神”，至今屹立不倒，却没有受到当今思想界的充分重视。
延安时期，中共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通过民主选举“三三制”、村民自治等形式，把人民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其民主建设的成就令后人肃然起敬：偏僻的乡村、大字不识的农民，在中国最没有条件实行民主的地方，却结下了丰硕的民主之果。
实践中，边区参议会按照民众意愿，通过民主程序审定和监督政府财政收支之事，便是延安的预算民主。
从当时的预算决议案来看，当时边区参议会对政府财政工作的审查监督并不是“虚”的，其中既有对概算的设计、监督权，又有审查、批准权；既明确提出政府税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又拥有对政府税收工作提出“必须”、“不得”等要求的权力。边区财政的确是民主的财政，是人民可以“说话”的财政。
由于建立了严格的预算监督体制和民主参与机制，相比以往的任何政权，延安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就是它的高度廉洁。上世纪40年代，几乎所有访问过延安的外国观察者都持同样的看法，边区政府没有敲诈、勒索，官员的廉洁奉公在远东仅见；也正是凭借民主手段，边区政府才能在四面封锁、瘠地养兵的艰难环境下，成功地鼓励生产、征收粮税，并平衡了财政预算。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那时的人民群众也殷切地期待着党的指引和领导。
由此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当时有那么多优秀的青年知识分子千里迢迢来到地瘠民贫、缺衣少食的延安，为什么到过延安的观察者，无论是梁漱溟、黄炎培这样的民主人土，还是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将军，或是陈嘉庚这样的海外侨界领袖，乃至美国的记者、大兵，少至一周，多至旬月，便尽弃陈见，成为延安的最热烈的赞美者与支持者。是什么吸引着他们、改变着他们?就是延安的民主。
从国家机密到逐步公开
解放初，为了经济建设和国防的需要，国家将财政高度统一起来。但是当时也出现了一个预算外的口子，而且预算外资金(注：指不纳入国家预算，由地方各部门，各企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资金)越来越大。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政府的财政预算决算是被列为国家秘密的。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该条例以列举的方式划定了国家秘密的一些大项，其中第五项是“国家财政计划，国家概算、预算、决算及各种财务机密事项”。
但是，《保密法》于1989年5月1日起施行的时候就明确规定：“1951年6月公布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同时废止”。这就是说，将政府预算作为国家秘密的《保守国家机密暂行条例》迄今已经废止20年了。
2009年12月，审计长刘家义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审计工作时称，争取在3年之内做到中央政府部门预算公开。而在此之前10年，中央各部门甚至无需编制预算。1999年之前，政府部门资金不仅仅来自预算内，预算外也资金不菲，一个部门可以存在多个户头分人管理。这导致整个中央部门的资金状况，几乎谁都说不清楚。
政府预算向社会公开，是国际惯例，也是民主政治的常识。政府资金无一例外来自公众的奉献。公众将自己的财产权让渡给政府，委托政府使用此财政资金提供公共物品，进行公共服务。那么，政府怎么花这些钱，要让公众看得到。
今天，我国正在进行的公共财政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建立健全公共预算制度，实行阳光财政。而阳光财政，顾名思义，就是将政府预算放到阳光下，接受人民的监督，杜绝预算和预算执行中的私相授受、暗箱操作。
有专家表示，中国目前的预算改革只能是渐进式的，不可能像一些人所预想的那样一步到位。而且，预算透明也不能完全透明，有的也不可能透明，比如国防开支和外交开支就是如此，因此，要把握一个“度”。但涉及到民生问题，比如教育、卫生事业等部门预算就应该完全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