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武昌起义前资产阶级革命派筹款活动(3)

 首先，筹款所得往往满足不了武装起义的经费所需。从历次武装起义的过程来看，导致起义解散失败的直接原因几乎全是枪械军饷缺乏，后援不足。惠州起义者挥师沿海岸东上，企图得到当时在台湾的孙中山之按济，但孙在台筹款无望，义军外援难期”，只得解散。1908年3月，黄兴率领一支约二百人以长枪、盒子枪武装的队伍，转战于钦、廉、上思一带四十余天，后以弹尽粮绝而退出。在这十来次武装起义中，河口之役相对来说规模较大，革命派也寄予一定的希望。云南河口隔红河与越南老街相望，战略地位重要，清政府、法国都驻重兵于此。也是革命党人夺取整个云南作根据地的必争之地。且河口是铁路工人及游勇出没之区。输送军械粮饷尤为便利。1908年4月29日，黄明堂等率领二、三百人利用清军将领的反戈。一举拿下河口。附近各营纷纷投诚，清军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增”。心1后来，义军又归富有军事指挥才能的黄兴直接领导。河口之役给革命派以莫大的惊喜，他们普遍认为芸南大局，确有把握’j然而也正是河口之役缺款最严重、最典型。胡汉民给孙中山的报告书中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是自河口以上。粮米极贵。每日每人至少需发伙食三毛，现在我兵已三千余人。每日用银、粮食一项亦几及千元。收复河口。即就地征收义捐。得银三千五百元。惟发饷时，杀督办花红二千。占山上炮台及以哨官首级献者，大小花红二千八百。共花红四千八百。初二日弟交甄吉亨贷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关仁甫之队启程，初四日弟交黄龙生带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张德卿之队起程，初六晚吉亨归河内细述情形，知德卿队仅持三日之粮。非立加接济，兼多办粮食运供给，便虑为行军之窒碍。……而兵起河口，占领逾一周。不见外洋大款接济，士心虽固，不为摇动，然若粮食不周，则情见势拙，……是日复接河口来电，言降者看见粮食困乏。颇有一二不安者。弟尤为焦急。……”  现子弹充足，亦可供数大战之用。惟降者日众，则饷食日增，河内一隅（河内已捐款千余，力己竭）焉能仰给？必有大款，方堪接济。若得十万金，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为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后顾之忧。’Ⅱ21    资产阶级革命派往往把起义失败原因归于粮饷之不足，经济之不逮。显然。他们不会也不可能找到失败的根本原因正是存在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本身，而片面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然而，举行武装起义，离开了必要的物质保证和枪支弹药粮饷供给是不可想象的。筹款活动不足以支付经费所需不能不说是历次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之一。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呢？一方面。前面已讲到，革命派的武装起义耗资大，经济问题突出，筹款压力大。按孙中山估计，潮州、惠州、钦廉、镇南关、河口五役及办械、运动各费，一共所用近二十万元，平均每役不到四万元，这个数字与上引胡汉民所要求的显然相去甚远。所以乍看起来筹款总额相当可观，实际上平均数并不多。另一方面。也要从筹款活动本身找原因。须知作为筹款的主要对象华侨，并非铁板一块，而是有着上中下层之别。上层大资产阶级、银行家、富商集中了大量财富。但他们锻不革命，最怕革命’：总是想保守固有的赘本扩大资本的势力。革命就好像对他大不利”。中小资产者企业小，资金薄。在帝国主义的排挤打击下随时有破产可能，拿不出多少钱来资助革命。尽管有愿为革命倾家荡产也毫不顾惜的华侨资本家，如邓荫南、林受之等。但毕竟为数不多。更多的仅仅是能够接受革命”而已。[21至于劳苦阶级、管帐、伙计等则由于他们的经济状况空有革命热情而拿不出很多钱。而且广大劳动阶级和中小资产阶级占了华侨人口的绝大多数。同时，由于革命思想宣传的不够和保皇势力的影响，革命派得到的经济援助是有限的，经济上的缺乏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筹款活动决定了历次武装起义只能是一个个输入式的过程。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欠缺。这种输入式革命可以用孙中山的一句话来概括：侮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共肩救国之责任。，”这里，捐钱”是为捐命’'艮务的，钱财只有在购置到枪械弹药并武装了起义队伍之后才会发生作用，这是输入式革命关键环节之一。可是，革命派往往在这一环节上出了毛病。运送枪械需要秘密通过清政府的关口或海港。一旦不慎。运输计划便会泄露而告破产。尤其是选择安全港湾登陆。十分困难，据冯自由革命逸史》记载，革命派几次运械行动均告失败，原因莫不在此。而枪械不到。圉内便无法按计划起事，广州‘三二九”之役，准备可谓十分周密，筹款总数达十八万七千多元，设定了几十处秘密领导机关，组织了敢死队。但起义日期还是三度推迟。第一次由原拟定的1911年4月13日推迟到4月底，原因之一便是运自日本的一船武器和来自美国、荷属东印度的汇款误期；第二次由4月26日推迟到27日。原因是日本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军火不能于起义之日运抵香港：甚至到黄兴决定举事前晚，即26日晚，还有三百多人和二百多条枪在香港无法送达广州。这一切，扰乱了计划的顺利实施，相反却帮了清军的大忙，使他们有充裕时间调集力量对付革命。 

  筹款与起义之间还会造成时间上的脱节。这一系列武装起义，除广州‘三二九”之役外，都是在没有筹足款的情况下仓促发动的。海外筹款者在获得起义消息后才速力运动。四处告借。难免左支右拙，捉襟见肘，无法及时保证起义所需。1908年。河口之役失败后，孙中山总结说：若如以前事后方筹款接济，莫讲筹不得，即使筹得，亦多延误失机也。”1911年他又谈到‘每有临时筹款，掘井无以上渴之患。’可惜。这个教训是在碰了多次壁之后才得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其对手是拥有庞大国家机器和军队组织的清王朝，以弱抗强。要求在强敌未事准备的情况下。周密安排。发动群众，突然发难，攻城略地，并据有巩固的根据地。才能不断壮大自己力量，图谋全面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的正是这样的道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当然不能与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相比，然而从战术上看，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构成的输入式革命，计划欠周全，筹款无保障，海外海内达不成协调、统一行动。加上革命派不肯深入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调动他们革命的积极性。因而这些起义只能是冒险的、投机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