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登云（1879～1947）字跻青，河南省荥阳市汜水乡祠堂沟人。汜水盛产柿子，特别是祠堂沟，满山满沟尽是柿树，故又号柿谷道人。出身耕读世家，父张文会，号康候，中秀才后终生未第，务农为业。勉力供子读书，张登云18岁入学，23岁（光绪二十八年1902）中举，26岁（光绪三十一年1905）经河南省学务处考试遴选，官派赴日本留学，入学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政经科。留学期间，结识革命志士廖仲凯、于右任、李济深等人，过从甚密，接受孙中山革命思想，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加入同盟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

张登云先生

　　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登云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偕日籍妻子樱田菊子（中国名字张田希九）回国，定居河南开封。在河南法政专门学堂任教授、教务长。1909年10月14日河南省首届咨议局会议在开封召开，张登云当选为咨议局议员，至1912年4月15日咨议局解散止。

　　辛亥革命时期，河南省法政学堂是同盟会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张登云是该学堂同盟会的负责人，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在学堂和咨议局内联络同志，宣传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张登云与副议长杨源懋及刘纯仁等策划，由省咨议局决议，宣布河南独立，内定以赵倜为临时都督。赵临时变卦，事败。

　　辛亥年十月，张钟端受湖北革命军战时总司令黄兴之派，由武昌来河南开封，筹备河南起义。河南同盟会多次召开会议，积极筹备发动武装起义。大家公推张钟端为河南革命军总司令，张登云主要负责联络工作。在起义即将发动的最后关头，由于内奸的告密，起义失败，数十人被捕，张钟端等11人慷慨就义，张登云因当时未在起义指挥部内，得以幸免。但河南巡抚已下令逮捕张登云，幸得一位姓白的警察送信，张化妆出逃，在杏花营韩庄车站登上火车，经武汉转道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前往日本长崎，住在日本妻子樱田菊子的娘家。民国成立后，张登云方得以回国，仍在开封原法政学堂、时为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任教。

　　1912年9月同盟会河南支部改组为国民党河南支部，曾昭文为部长，张登云为4个副部长之一。1913年3月国事维持会河南支部在开封召开成立大会，河南都督张镇芳为名誉理事，张登云为5名理事之一。

　　张登云早年醉心书法，与袁世凯曾有一段交往，称袁世凯为师。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后，妄图复辟称帝，张登云曾上书袁世凯，委婉地劝他不要违背民意。但袁一意孤行，不顾人民的反对，上演了一场洪宪帝制的丑剧。

　　袁世凯得权后，要召见段世垣（次珊），段亦系同盟会员，和张登云商量行止，张登云认为不能前往，去了凶多吉少。段最后未听张之劝阻，请示黄兴后，应召去了北京，被安排为总统府秘书，终因反袁被捕，惨遭杀害。袁世凯下令通缉张登云，派军警到开封张登云家中及张汜水老家祠堂沟进行搜查。张登云获悉先一步携日籍妻子再度流亡日本。

北京京师警察厅档案页

　　关于段世垣被杀，张登云被通缉一事，当时的京师警察厅有一份“查获新同盟会委任证，姓名、职务名单”的文件，现保存于北京市档案馆。其中第一名为段世垣，北京政府联络暗刺干事；第二名为张登云，河南军事进行干事长；再次为张斗垣，河南军事报告员；再下有天津、北京、安徽等地负责人员。

　　后来，张登云由日本回国后，对段世垣之次女非常关心，视同己女，直至出阁。并同张钫、李石曾、蔡孑民等人共同资助，接续段世垣长子段家铜在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

　　张登云这次在日本期间，经张国威（字仿吾、开封人、同盟会员）的介绍，在日本千叶县留日同学会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相识。

　　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后，张登云夫妇由日本启程回国，仍在开封河南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担任教务长，第二年该校校长病故，张登云继任校长，直至1926年3月离职，前后长达18个年头。为河南培育了大批政法人才，当时河南法政界人士多出其门。友人王智君曾有联赞他：“能文章、能政事，主讲法学十八年，耗尽苦心，桃李几遍大河南北。”[ “能文章、能政事，主讲法学十八年，耗尽苦心，桃李几遍大河南北。”系1947年张登云逝世时，友人王智君的挽联上阕，下联为“是英雄、是名士，视歼敌寇甫两载，那堪瞑目，党争犹惨中国兄弟。”]

　　1925年7月李大钊第二次来开封与岳维峻会谈时，适逢张登云之父张文会70寿辰，于右任陪李大钊到张登云家祝贺，于右任还为张父撰写了一幅寿联。

　　1926年靳云鹗出任河南省省长，张登云弃教从政，任河南省政府政务厅厅长。4月5日靳云鹗率部北上与岳维峻的国民二军作战，张登云代理河南省省长，6月靳云鹗回师开封，张登云改任实业厅厅长。

　　张登云弃教从政，担任厅长、代理省长，为政清廉。他对旧衙门的贪脏腐败和官僚作风虽深恶痛绝，但无力改变，唯能洁身自好而已。他经常告诫下属和那些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担任县长的学生，要他们体恤老百姓的疾苦，为民主持公道，不要贪赃枉法。对来找他谋事的亲友，一概予以拒绝，没有安排一个亲友来省城做事。他还谆谆告诫二弟、三弟在家安心务农。

　　1927年6月冯玉祥第二次主豫,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腐败。这时张登云虽已卸职，在家赋闲，但有人诬告他在上届政府任期内有贪污嫌疑。张登云的学生刘亮臣得到消息后，到张家报信，劝张暂时离开开封，张登云很坦然地告诉刘亮臣：“我做事以来，一不贪赃、二不卖法，我怕什么？我不走！”几天后，果然来人以冯总司令约见为名，将张登云软禁起来。在长达100天的软禁期间内，经多次询问和调查了解，没有发现张登云有任何贪赃卖法之事，而无罪释放。

　　张登云被软禁期间，其父母先后病故，获释后，张携眷回汜水祠堂沟老家丁忧。在此期间，张登云参加了《汜水县志》的重修工作，并为县志写了序言。

　　1930年，张登云由汜水老家回到开封，深感仕途艰险，不愿再在政界谋差，就在家门口挂起了律师的招牌。但他并不真正接案子，只是作为应付官场的免战牌而已。但事实却不按他个人意愿进行，1931年初，南京国民政府召张登云晋京，据说是要他作为河南的代表，出席当年5月5日召开的国民会议。在南京，蒋介石两次召见张登云，张登云向蒋提出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建议，终因意见不合，代表落空，张又回到开封。

　　1933年，河南省政府拟任命张登云为河南省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驻南阳）张登云坚辞不就。后省政府任命王幼侨为南阳专员。王幼侨坚请张登云和他一同到南阳。在实在无法推脱的情况下，张登云去南阳给王幼侨当了一年秘书。由于同样的原因，张登云又去安徽，给刘镇华（安徽省主席）当了两年多安徽省法制室主任。于1937年5月回到开封。

　　1938年初夏，侵华日军逼近开封，张登云和日籍妻子樱田菊子二人约法三章，坚决不认贼作父，不充当汉奸。当年6月6日，日军进占开封，张登云夫妇利用曾经留日和精通日语的优势，收留30多名住家北太平街附近几条街道的青年妇女在张宅食宿，免遭日军骚扰。

　　开封沦陷期间，开封日伪要员曾多次上门，要张登云出任伪职，张登云坚辞不就。日军第十四师团师团长土肥原贤二、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分别登门拜访，威逼利诱张登云出山，同样遭到拒绝。日本人反目成仇，将张登云抓进日军宪兵队，张仍不肯屈服，终被放回。北平伪政权头子王克敏也屡电请他去北平任职，张登云亦置之不理，只以书法自娱。张登云关心时事，常于深夜收听重庆及延安新闻广播，期盼早日驱逐日寇，光复祖国。并和其侄张华强（健北，中共党员，保定军校毕业。时任中共汜水县抗日民主政府委员兼荥[阳]汜[水]巩[县]联防处主任。）秘密取得联系。

　　1945年春，日伪当局企图在1944年中原会战期间新占领的豫西、豫西南地区建立伪“中原省”，设省长公署于郑州。在张登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几个日本军人突然来到张登云家中，以请他开会为名，立即带张登云到郑州，要他出任中原省省长。并事先用他的名义通知各县维持会来郑开会。张登云不肯答应，但又无法脱身，最后要求回汜水老家商量后再说，始被放行。张登云回到汜水祠堂沟后，避开日伪的监视，秘密与其侄张华强见了面，叔侄倾心畅谈，更增加了张登云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信心，他表示宁死不当汉奸。三日后张登云被带回郑州，他以酗酒、昏睡迷惑敌人，借日本人放松警惕的机会，逃离虎口，与家人林德（李跃龙）步行三日，回到开封。由于形势的变化，日本人企图成立伪中原省的阴谋流产，只在郑州成立了一个“中原财经委员会”（委员长刘醒吾）草草收场。对张登云也未再行纠缠。未几，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开封光复。

　　1946年秋，张登云的侄儿张华强被国民党汜水县政府逮捕，押解到开封，关押在河南省保安司令部。张登云多方营救无效，终被杀害，并由此引起张登云心脏病、肾炎等旧病复发，于1947年1月13日逝世。其家属子女根据张之遗愿将其珍藏的《二十四史》等一批善本图书捐赠给汜水县图书馆。

　　张登云故居位于开封市北太平街16号，系明清传统式建筑的三进四合院，现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张登云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