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方略》与孙中山的工业化思想

辛亥革命网 2018-09-25 09:56 来源:《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作者:于秋华 查看:

本文重新解读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工业化思想。进一步系统地领悟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深刻内涵,探索不同时期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渊源,以图发现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有益的启

  一百年前,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作为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孙中山,不仅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也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家,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诸多著述和演说,形成了中国近代最宝贵的经济思想遗产。其中,于1917至1919年间陆续写成的《民权初步》、《实业计划》和《孙文学说》,被汇编出版为《建国方略》一书。该书不仅包括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全面设计,而且集中地阐述了实施工业化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可以说,《建国方略》是孙中山精心绘制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宏伟蓝图,它饱含了孙中山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热切希望和远大理想。这些构想不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超过了前人的思想,即使在进入新世纪后的今日,它对中国当代工业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仍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对此,本文重新解读了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工业化思想。主要围绕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要搞工业化,工业化的目的是什么,工业化的重点或先行部门有哪些,如何筹集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所需要的资金和人才,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读,进一步系统地领悟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深刻内涵,探索不同时期工业化政策的思想渊源,以图发现对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有益的启迪。

  一、工业化的目的是国家富强人民安乐

  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的近代工业化,以谋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安居乐业,这是孙中山奔走几十年,竭尽毕生心血为之奋斗的目标。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即致力于著书立说,并奔赴各地演讲,积极热情地宣传振兴实业的主张。在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后,他自请担任全国铁路督办,表示此后要竭尽全力从事建设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中国的近代工业生产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投资兴办工业的愿望和积极性大为增长,西方国家的军工企业也极力寻找新的市场。孙中山看到了大战之后给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历史机遇,他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专门研究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并就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目的及历史机遇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远见卓识的思想。

  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孙中山从欧美各国工业革命后经济迅猛发展的事实中看到,工业化乃是通往强国富民的必由之路。他说:“近世欧美各国之工业革命,物质发达,突如其来,生活程度遂忽由安适地位而骤进至繁华地位。”[1]“工业革命”之后,“世界已用机器以生产,而有机器者,其财力足以鞭笞天下,宰制四海矣。”[1]28在同欧美国家的比较中,他也看到了中国与欧美国家的悬殊差距。“中国今尚用手工为生产,未入工业革命之第一步,比之欧美已临第二革命者有殊。”[1]111“我中国今日之生活程度尚在第二级,盖我农工事业,犹赖人力以生产,而尚未普用机器以羁勒自然力,如蒸气、电气、煤气、水力等以助人工也。”[1]27他认为,中国只有像西方国家一样,通过工业革命广泛采用机器,“方能有济也”。那些“工业发达之国”的产出是中国人工生产的上百倍,“倘我国能知用机器以助生产,当亦能收同等之效”,“即富力加于近日百倍矣。如是则我亦可立进于繁华之程度矣。”[1]27孙中山以美国为例,来说明工业发达、机器代替人力之效率。他说:“今之美国,吾人知其为世界最富最强之国也,然其所以致富强者,实业发达也。”美国的“富源尚不及我之丰盛,然其实业发达,今已为世界冠矣”[1]78。孙中山列举了美国钢、铁、炭、油等主要工业产品的产出数据,并通过与中国同类产品产量的比较,论证工业化程度不同而形成的巨大差距。美国1916年“所产铁四千万吨,钢四千三百四十八万吨。而我国每年所产之钢铁不过二十余万吨,较之美国不过四百分之一耳”。“统计美国所发展之自然力”,“则美国约有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以助之生产。”①① 这里所说的一十三万万有奇之人并非是美国实有之人,而是指美国所发展的自然力约16670万匹马力,以一马力等于8人力计之,则美国约有13亿有奇之人力以助生产。这正是“美国之所以富”的原因,也是“贫弱富强之所由分,亦商战胜败之所由决”的标志。[1]79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发展中国工业,不论如何,必须进行。”[1]268

  中国工业化的目的何在?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开篇自序中直言,之所以“规定之种种建设宏模”,其目的就是要“乘时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也”。[1]2可以看出,其工业化建设的目的不仅在于救亡图存以实现国家强盛,而且在于救贫求富以追求人民安乐。这一目的与孙中山一贯倡导的民生史观是一脉相承的。在孙中山看来,振兴实业、实现工业化都是途径或手段,其最终目的是提高人民大众的社会福利,是改善中国几亿民众的生活状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首先着手扫清工业化道路上的制度障碍,致力于推翻帝制,创建共和。为此,他竭尽“毕生学力,尽瘁于斯,精诚无间,百折不回,满清之威力所不能屈,穷途之困苦所不能挠。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用能鼓动风潮,造成时势”,最后,终于“赖全国人心之倾向,仁人志士之赞襄,乃得推覆专制,创建共和”。[1]1孙中山认为,辛亥革命结束了延续数千年的封建帝制,这只是完成了革命破坏之第一步。而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就开始了。这使得他“不禁兴高采烈,欲以平生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焉”[1]4。他认为“革命之破坏与革命之建设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但事实上他更重视革命破坏之后的革命建设,认为和平建设规划更重要。他在阐述宏大实业发展计划后表示,“吾敢证言曰:为和平而利用吾笔作此计划,其效力当比吾利用兵器以推倒满清为更大也。”[1]265孙中山提醒国人不要把《建国方略》视为理想空谈,号召人们要“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1]4字里行间,其企盼国家富强、民生安乐的愿望溢于言表。

  实现工业化目标的有利条件有哪些?孙中山认为,快速发展中国工业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多方面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为中国工业化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和可以利用的物质技术条件,大战后国际上的过剩资本和中国广阔的市场,为中国振兴工业提供了天赐良机。他说:“际当今之时,尔欲致中国于富强之境,其道故多矣。今试陈其一:即利用今回世界大战争各国新设之制造厂,为开发我富源之利器是也。夫此等工厂专为供给战品而设,今大战已息,此等工厂将成为废物矣。其佣于此等工厂之千百万人,亦将失业矣。其投于此等工厂之数十万万资本,将无从取偿矣。此为欧美战后问题之一大烦难,而彼中政治家尚无解决之方也。倘我中国人能利用此机会,借彼将废之工厂以开发我无穷之富源,则必为各国所乐许也。此所谓天与之机。”他指出,如果中国不抓住这一有利条件,不仅会失去实业救国的历史机遇,而且要反受其害。“天与不取,必受其祸。倘我失此不图,则三五年后,欧美工业悉复原状,则其发达必十倍于前,而商战起矣。吾中国之手工之工业,必不能与彼之新机械大规模工业竞争,如此则我工商之失败必将见于十年之内矣。及今图之,则数年之间,我之机器工业亦可发达,则此祸可免。”[1]78孙中山认为,大战之后中国工业市场的需求恰是解决欧美国家过剩资本和产品的有效途径,这是“两不相妨”、互利共赢的好事。“于斯际中国正需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然而消纳机器之市场,又正战后贸易之要者也。造巨炮之机器厂,可以改制蒸汽碾压,以治中国之道路;制装甲自动车之厂,可制货车以输送中国各地之生货;凡诸战争武器,一一可变成平和器具,以开发中国潜在地中之富。此种开辟利源之办法,如不令官吏从中舞弊,则中外利益均沾,中国人民必欢迎之。”[1]111

  在中国近代,主张利用西方的机器和技术来振兴工业的思想,并不是从孙中山开始的。林则徐、魏源等都曾提出过学习和仿效西方工业技术,以建立中国军事工业的主张。以“开眼看世界”著称的林则徐,曾有“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2]之说。近代早期改革派经济思想家魏源,也曾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下提出了移植西方新式工业的主张,他认为“师夷长技”将使中国“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2]606然而,他们要求仿效西方工业技术的出发点主要是发展中国的军事工业,目的在于制造“坚船利炮”,以图增强抵御外国列强侵略的实力。资产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首次用“兴实业”来代替“振兴商务”,认为“成大工厂以兴实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和关键。他提出“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并要求把“定为工国”作为“国是”,从而在近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国家工业化的口号。[2]695但其工业化的目的主要在于为民“求富”。孙中山的工业化目的超越了近代早期的思想家,他除了将振兴实业看作为民救贫求富、为国救亡图存的主要手段外,还把它与整个社会进步甚至与世界大同联系起来。孙中山认为,振兴实业不仅利国利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世界大战宣告停止之日,余即从事研究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而次第成此六种计划。余之所以如是其亟亟者,盖欲倾竭绵薄,利用此绝无仅有之机会,以谋世界永久和平之实现也。”[1]106可见,孙中山的视野更广阔,他不仅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一位世界和平的使者;他不仅关心中国的富强与进步,而且希望通过各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促进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

  二、工业化的重点是交通运输和原材料工业

  选择工业化的重点和主导部门,对于尚未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实施工业化从何处入手呢,这是孙中山在制定工业化方案时面临的关键问题。在孙中山之前,魏源曾主张以军事工业带动民用工业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在缺乏一般工业基础的情况下,这势必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化,从而加深中国对外国列强的依赖性。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提出要以对外贸易作为带动国民经济的主导部门,然而,这样的发展道路对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人口大国来说,国内的需要和国内的条件都未必能适应。张謇的“棉铁主义”提出要以棉和铁两种工业作为实业发展的重点,但似乎也不够明确和全面。孙中山在工业化重点方面的思想,大大地超过了他以前的思想家。他从战略布局的角度,提出了更明确、更完整、更科学的实业建设思路,即必须把全面发展和突出重点结合起来,由此填补了近代经济发展思想的空白。[3]他认为,“欲谋实业之发展,非谋其一端之可以成效也,必也万端齐发始能生效。”[4]就是说,不能片面地“谋其一端”,而应该“万端齐发”。但“万端齐发”不等于“乱箭齐发”[2]814,应该既有总体的规划,又有重点发展的主导产业。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所展示的工业化蓝图,首先是一部庞大的全面发展计划,全部计划分成六个子计划。第一计划包括在北方直隶湾中“建筑不封冻之深水大港”,由北方大港起,修筑西北铁路系统,达西北边境,移民蒙古、新疆,开浚运河联络中国北部、中部通渠及北方大港,开发直隶、山西煤铁矿源,设立制铁炼钢工厂。[1]115-123第二计划包括在杭州湾北岸建立东方大港,并彻底整治上海港,整治扬子江,建设内河商埠,改良水路及运河,在长江沿岸建立无数大士敏土厂(水泥厂)。[1]126-156第三计划包括在广州建南方大港,使之成为世界港,改良广州的水路系统,建设西南铁路系统,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创立造船厂。[1]158-192第四计划是建立十万英里铁路的明细计划,包括中央铁路系统、东南铁路系统、东北铁路系统、扩张西北铁路系统、高原铁路系统以及创立机关车、客货车制造厂。[1]193第五计划是发展民用的粮食、衣服、居室、行动和印刷等工业。[1]244第六计划是发展以矿业为主的原材料工业,包括铁、煤、油、铜和特种矿的采取,还包括矿业机器的制造和冶矿机厂之设立。孙中山认为,六大计划中的前四种计划是专门论证“关键及根本工业”的,而第五个计划则是讲述“个人及家族生活所必需,且生活安适所由得”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关于第六计划,孙中山强调,这一计划中所说的矿业,“在吾第一计划之第五部中”曾论述过,“但矿业为近代之重要事业,有不可不另设专部以研究者”。可见,矿业发展计划虽然排列在最后,其重要地位不容置疑。从总体上看,六部计划是整体协调的建设规划,前三部计划从空间布局的角度,以北、东、南三大港口为中心向内向外扩张,三大港既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门户,又是向国内纵深发展的辐射点。三大布局中铁路运输都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强调采矿、冶炼、燃料、动力等基础工业,重视发展机器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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