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革命家邓演达与黄埔军校

　　邓演达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继承者、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民主革命时期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军事家。邓演达参与筹办黄埔军校，并先后担任军校教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等职。从革命精神的养成、革命理论的探究以及鲜明的革命立场和持续革命实践看，邓演达作为革命家的生涯可以说是从黄埔军校时期开始的。

　　革命精神的养成与升华

　　20世纪2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救亡图存的重任，非革命不能完成。革命需要武装，武装需要军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各种军校陆续开办，一时间尚武成为时代风气。黄埔军校与之前各种军校的不同之一，就是其革命性。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痛切指出：中国在这13年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创办黄埔军校，就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忠于国民党、培养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学校。黄埔军校建校时，门口的对联写的是：“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横批：“革命者来”。革命者是受到尊敬和崇拜的对象。孙中山曾说，“干革命，有两达，革命有希望”。“两达”之一就是邓演达，可见孙中山对邓演达的赏识和器重。1923年，孙中山还书赠邓演达对联“养成乐死之志气，革去贪生之性根。”在邓演达文集中，“革命”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他的思想和理论始终洋溢着革命的进取精神。

　　邓演达曾在多所军校学习。1909年，年方14岁的邓演达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学习，以聪颖奋发为邓铿所赏识，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邓演达随广东北伐军北伐。1912年进入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学习，1914年入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学习，1916年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继续深造。黄埔军校是一所新型军事学校，是孙中山先生在苏俄帮助下，以三大政策为基础创办的，汇聚了一批站在时代前沿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中的精英人物，可谓风云际会，时代先锋。“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从两首激情澎湃的校歌中，我们可以看到黄埔军校所体现的革命精神。注重政治教育的黄埔军校，旨在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革命思想，提高为国民革命目标英勇奋斗的自觉性，增强革命军的作战能力。邓演达曾说，“北伐以前的黄埔军校，实为制造及熏染革命的青年军人的惟一机关。” 1925年3月第一次东征，在广东激烈的战事里，邓演达看到“学生军的勇敢真是同别的军队不同，所以我从前无论如何要辞去第三团的职务到军官学校去，就是因为学校的学生才有希望”。

1927年，邓演达（前排右四）与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全体人员

　　黄埔军校筹办之初，孙中山指派蒋介石任委员长，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邓演达积极为军校招募人才，招收学生，还亲自去浙江奉化劝请蒋介石回粤办校。在黄埔军校，先后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学生总队长、教育长的邓演达，始终军容威武、精神抖擞、昂首挺胸，脚步坚定有力。他严格要求学生，又处处以身作则，耐心教诲，循循善诱。他的高尚品德、渊博学识、英武从容的风度，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享有很高威望，有些学生甚至把邓演达的举止当作规范来模仿，以成为“邓演达式”的学生为荣。

　　关于“黄埔精神”，当时就有各种诠释。从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看，最早提出“黄埔精神”的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安体诚。1926年9月23日，安体诚在《黄埔日刊》发表了《什么是黄埔精神》一文，认为，一个团体或组织要完成其使命，必定要有一种特殊精神。黄埔精神，除了一般的军人精神如不怕死之外，黄埔军校这历史的和客观的特殊性质，“黄埔精神，是坚信并实行总理所定联俄、联共、拥护农工三大政策的革命军人的精神！”黄埔精神包含爱国革命、团结合作、拥护三大政策多层内容，革命精神是最鲜明的底色。后来张治中也提出“黄埔精神是真正革命的精神”。邓演达深信，黄埔是革命军人产生地，是求民族解放的大本营，要以革命精神造就革命武力。革命精神成为一种品格，贯穿着邓演达由革命者到革命家的生涯。直至1931年8月18日，上海高等法院会同租界代表对邓演达等进行审讯。他仍铁骨铮铮，慷慨陈词：“我不是共产党，但是我要革命！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投降帝国主义，我们要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实行耕者有其田，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审判者惊慌失措，匆促闭庭。

　　对于邓演达的这种品格，1941年，宋庆龄在邓演达逝世10周年前夕发表纪念文章，写道：“这位超群出众、得天独厚的革命家，因其早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才能那样坚定忠实，决不妥协。”这一时期，何香凝也写了《忆邓择生》：“我开始听到他的名字起，到真正认识他，和他一起共事，直到巴黎分别的12年间，他一贯地感动着我的，是他不妥协的人格，革命的精神。这种人格和精神，是十二万分宝贵的。”邓演达革命精神的养成和升华，显然与熏染革命情怀的黄埔军校密切相关。

　　政治军事并重推动对理论的探求

　　黄埔军校创办的宗旨是培养军事和政治人才，建立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的革命武装力量，以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黄埔军校开创了由党办军校的历史，是中国国民党的军官学校，中国军队中的党代表制度，也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黄埔军校从创办之初就“以俄为师”，设立政治部，重视政治教育，把它提高到和军事训练同等地位。“过去军人，不知党为何物，不知革命是为什么，所以本校才来特别训练出一班新的青年军人，来尽救国救民之责。这种政治的训练，实为本校制度之特点，亦本校精神之所寄托。”1925年10月，蒋介石签发《勉官长学生研究政治令》，“切实诰诫以后入伍诸生，每日须有一定时间受政治训练，各队官长毋得藉端阻挠，不宁惟是，各队官长自身亦当随时留心研究政治问题，以为学识之修养，否则寝假忘却党军之意义，而与其他一切骄兵悍将无异矣！”黄埔军校政治部主要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熊雄等主持，政治教育取得极其显著的成效，政治部也成为军校工作最出色的部门。后黄埔军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示军事政治并重。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继续培养革命军事干部，1926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成立，名义上蒋介石兼任校长，实际主要由邓演达负责。邓演达十分重视政治思想教育，重新起草了军校的教育纲要，大批共产党人，如恽代英、李富春、陈潭秋、李达、项英、周恩来、蔡畅、施存统等被聘为政治教官或委以重任。邓演达认为，旧军人只为个人升官发财，存在单纯军事观点和雇佣观点，不明了革命道理，缺乏革命精神。军事政治学校强调军事与政治并重，不明了主义、不树立忘我思想是不配做一个革命干部的。在后来的北伐中，领导国民革命军的政治工作是邓演达事业的重要部分，他在演讲中说：“政治工作的使命，首先是教育部队官兵懂得为什么要革命，懂得为什么要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教育官兵遵命令，守纪律，不怕死，不爱钱，爱国家，爱人民。”

　　邓演达在多个军事学校受过教育，但不满足于仅接受军事教育，对现代政治理论也很有兴趣。黄埔军校政治教育与军事教育并重的模式推动了他对政治理论的学习和探求，而且他一直有到国外学习的愿望。1924年底邓演达决定辞职出国，不少人论及原因时，认为主要是邓演达受蒋介石、王柏龄排斥的问题。但从邓演达给张难先的信中可以看到，出国学习是他早就计划的事，“达之行已决于五年以前，屡次决行，终为时局所牵不能去”。他把学习革命理论和追求革命真理作为终身的抱负，“天下未有不学而能闻成功者。吾党至今漂（飘）摇，岂有他故？无真实人材为之也。达自问此行为出于至坚至诚之心志，而愿随求真求美之热诚欲望效其死力。方今扰攘岂遂为极，恐十年之后其困难较昔尤加。然则达学稍有可述之年，即可挺身以出，为国尽力，此又达可举良心以对望达者也。”

　　1925年春，邓演达来到德国，在柏林学习政治、经济、历史等，并阅读马克思著作，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兴趣。在柏林期间，邓演达与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成为好朋友。他和章伯钧还成立了政治讨论会，热衷研究魏玛共和国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及西欧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他把对国外的考察与来自国内的工人运动信息结合在一起思考，深感“中国今日的生死关头，就是看国民党能否发达，能否将工人、农民联络起来做革命的事情”。之后，邓演达来到莫斯科，在给妻子的信中直言：“我来此的目的是因为要实在看一看革命成功的俄国的样子，并且顺带求革命的知识。”他在莫斯科学习考察约两个月，看了不少新书，与各界人士座谈，写下几万字的笔记，对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详细分析。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再赴欧洲，他选择性地接受了马克思的一些哲学观点，如唯物史观，用以分析中国的社会性质，提出中国革命不是单一性的革命，“而是一个复杂性的一种革命，具有民族、民权、民生三种革命性而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革命”。在不懈探究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邓演达创建了平民革命理论。

　　鲜明政治立场与持续革命实践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校训是“亲爱精诚”，要求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要精诚团结、同仇敌忾，把血流在一起。黄埔精神就是革命和团结，虽然合作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主义和目标的差异，最后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但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创建初期的辉煌，是国民党人、共产党人、苏联顾问等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显示了国共合作的巨大成效。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这是国共合作以来最严重的分裂事件。当时邓演达对蒋介石说：三月二十日镇压中山舰及缴俄顾问卫队械事，疑近于反革命行动。这充满了一个国民党左派的凛然正气，显现出邓演达维护合作的鲜明革命立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邓演达竭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耐心向学生讲述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重要意义，与黄埔军校的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尊重他们的工作并结下了深厚友谊。1926年1月21日，邓演达主持召开了纪念列宁逝世两周年的集会，邀请政治部主任熊雄和苏联顾问发表演讲。

　　1926年下半年，北伐战争进入长江流域，工农运动蓬勃兴起，国民党内的右派、中派站到共产党的对立面。1927年初，江浙财阀给予蒋介石经济支持以争取其反共。随后蒋介石开始武力镇压共产党，进行了血腥“清党”。这一行动中，黄埔军校是广州的重点，政治部是为黄埔的重点。国民党在广州“清党”前，邓演达还邀请当时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教官、共产党人孙炳文去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务厅厅长兼军事厅厅长，岂料孙炳文在赴任途中被蒋介石杀害。形势急剧变化，大革命失败前夕，邓演达决定离开武汉，在给国民党同志的信中写道：“我们的中央的同志也发生了不幸的变动。前时主张讨伐蒋介石的，现在忽然有投降妥协的要求；前时主张联合一切革命分子去革命的，现在忽然有与共产党分裂的主张；前时主张拥护农工利益的，现时忽然反而要去屠杀农民和嫉恶工友。”“我们党如果不决定而且承认农工政策及有决心解决土地问题，则革命的意义完全消失。”不久，他发表了义正词严的《辞职宣言》：“中国革命之目的，在以三民主义为基础，而期完成农工政策。不意同志中有故意对此曲解释者；有无视此旨而对农工阶级加以压迫者；有于倒蒋及实行北伐工作中，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向蒋图谋妥协，并于共产党相分离，而残杀农工者。是宁非吾党之大不幸耶……此殊与予素愿相违，故不得不辞职让贤。”

　　邓演达对当时国民党中央的指责，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不维护农工利益，决定与共产党分裂。邓演达认为，“他们——无论为南京为武汉，皆窃取中国国民党之旗号，曲解及假托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邓演达的立场十分鲜明，那就是忠实地继承三民主义，坚持与共产党合作，支持工农运动，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军阀势力的斗争。

　　邓演达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大革命的洪流中，不屈不挠地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条件下理解和推进中国革命，积极探索建立一个理论体系，并努力将思想理论付诸实践。他认为革命的力量来自平民大众，革命斗争的目标是解放广大受压迫的人民。大革命失败后，“当时所有忠实的革命同志，为黑暗所笼罩而陷于消沉，独有他的精神依然坚强勇毅，不为任何外力所屈，始终过着最朴素可为楷模的生活，无时或息地激励着、集合着被挫折而分散了的同志，以共同致力于国事”。为了继续中国革命，邓演达努力学习科学理论，深入思考、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而系统地提出了平民革命的理论纲领，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在他看来，要继续进行农工解放的工作，就要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指挥机构，即新的革命政党。一般人认为，革命党突出的特征是“主义+军队”，邓演达的政党建设思想带有鲜明的革命党色彩，有着浓厚的时代印迹。但他同时强调动员组织革命群众作为党的根基，主张以代表和实现广大群众利益为党的任务，抓住了政党组织的重要功能，这一点难能可贵。他创建的组织以武装推翻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为己任，最终他被蒋介石杀害。“不能和旧社会的秩序相融洽，又不能使新社会的秩序和生活创建起来”是邓演达被害前的感叹，也是历史的遗憾。虽然邓演达遇难了，但他的思想和实践被继承下来。邓演达以平民革命理论为纲领、以军事抗争为革命路径、以代表和实现广大平民群众利益为己任、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思想，继承、丰富、发展了孙中山新三民主义，为寻求中国革命新途径作出了有益探索。

　　（作者崔珏系广州市社会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