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党前后湖北早期进步学生的成长道路(3)

　　（一）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和进步的政治斗争实践

　　积极投身爱国运动和进步的政治斗争实践是进步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武汉是较早响应北京开展五四运动的城市，恽代英是湖北五四运动的主要发起者、领导人之一。在五四运动中，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据史料记载，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是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学校之一。1919年5月10日，武汉15所学校集会于中华大学，在群情激昂中，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萧世杰咬破中指，血书“提倡国货”，获得全场共鸣，萧世杰同学随后疾呼“切勿五分钟”（意即斗争坚持到底），又将集会气氛引向高潮；5月12日，武汉学生建立爱国团体——武汉学生团，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是15个发起学校之一；5月17日，武汉学生团改名为武汉学生联合会，由26所学校构成，该校也是成员之一；在5月18日组织的全市学校3000人大游行中，该校有100多人参加；6月1日，武汉学生总罢课遭到湖北当局镇压，酿成著名的“六一惨案”，其中伤者就有该校学生；该校组织的国货营业部以提倡国货而闻名一时，各大媒体都有报道；在武汉派赴北京请愿的两名代表中，其中一名来自该校。在表1的15名进步学生中，1919年前（含1919年）入校的都以在校学生的身份参加了五四运动。其中，1919年刚入校的杨白就参加了游行示威。1917年入校的许白昊则因参加五四运动被学校开除。由于董锄平先前已被学校开除，改名后进入湖北法政专门学校，在所在学校参加了五四爱国运动。

　　1925年，因“五七国耻”纪念活动引发的全市范围的反日运动，则是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引爆的。“五七国耻”纪念日前几日，该校学生杨春波在学校印制宣传单，不料被日籍教师北冈善治发现。北冈善治竟然损毁用来印制传单的石板，破坏中国学生的爱国活动，其行径激起了全校爱国师生的愤怒，有学生将他的衣被和行李从其住宅扔出。由于害怕爱国学生，北冈善治躲进日本租界。进步学生帅云山（帅汉章）、聂洪钧将此事报告给湖北省学生联合会。省学联决定组织罢课和游行，声讨日籍教师劣行，伸张爱国正义。此时的省学联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各学校进行了罢课，省学联组织游行，向湖北省教育厅请愿，要求解聘日籍教师北冈善治。在学生的强大压力下，湖北省教育厅终于同意了学生的请愿。在这次活动中，各学校罢课5天，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罢课长达9天，表现尤为出色。这些爱国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学生也经受了斗争的考验，在斗争中成长起来。据亲自参加游行的陆鸣秋回忆，该校帅云山、聂洪钧、汪士国、吴干臣、陈锡之等同学在这次斗争中初露峥嵘[5] 134。除陈锡之生平不可考外，汪士国在1923年就加入了中共党组织，其余几人后来也成长为中共党员。

　　（二）积极参加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

　　参加党团组织和进步团体同样是进步学生成长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在前述1925年的反日爱国运动中，中共领导的湖北省学联起到了主导作用，帅云山、聂洪钧、汪士国、吴干臣等同学就加入其中。湖北省学联是通过各校学生会来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会是中共党组织与进步学生联系的纽带。在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生会的领导者就是帅云山等人。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有义务在基层帮助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据爱国民主人士杨春波回忆：“学校先后成立了地下国民党区分部，由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帅云山（湖北天门人）、聂洪钧（湖北咸宁人，解放初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掌握国民党区分部的领导权，还成立了学生会，我参加了国民党和学生会两种组织，开始从事民主政治活动。”[6] 136

　　聂洪钧在校期间就为寻找进步团体和党组织而苦恼：“1924年，从《学生杂志》上，看到杨贤江对学生所提问题均作答复。于是我也写了一信去问他：共产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哪一个好，并希望他能为我介绍加入……（但他）声明无法为我介绍加入。”[7] 4后来，聂洪钧写信给恽代英，希望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恽代英并不在武昌，按规定不能作为介绍人，只能由在武昌的党员作介绍人。1924年底，他看到张学武在散发传单，估计张学武是共产党人，便请张学武介绍，这样才与武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柯松涛是湖北阳新人，他和一些积极追求进步的同乡组织“阳新学友同乡会”，“在武昌买了一间房子为会馆。每逢节假日，会聚一堂，探讨共进的理想”[8] 28。这些学生有来自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的柯松涛、冯英堂，湖北法政专门学校的何时英，中华大学的柯少轩，湖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罗伟等。后来，这些人都成长为共产党员。

　　吴干臣于1923年进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参加了旅省同学会。该会是由在省城读书的汉阳县籍尹成章、龚崇香等同学建立的。尹成章此时已经是中共党员，也是武汉学联的成员。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武汉学联组织了声援活动，吴干臣在尹成章影响下，参加了游行示威。“此番斗争的实践，使他看清了统治者的凶残面目，同时也体验到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开始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9] 74-75。

　　（三）积极追求马克思主义真理

　　追求真理是进步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而获取知识是追求真理的重要途径。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不远处的横街有许多书店，出售《新青年》《向导周报》等刊物。同学中有不少人阅读了这些进步书刊，思想和观念受到影响。据1924年进入该校附中的陈珣同学观察，学生们“一聚会都是谈革命，谈国内外大势。有些同学床头上摆着《政治周刊》《中国青年》《向导周报》《醒狮》《武汉评论》”[10] 13。不久他发现，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对书刊是有所选择的，比如，读《醒狮》的是国家主义派，看《政治周刊》的倾向于国民党，信仰共产主义的看《新青年》《向导周报》。也就是说，这些书刊宣传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薰犹同器，需要比较鉴别。郑位三在校期间常去位于横街的利群书社读书，他借阅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郑南宣亲手交给他的。郑南宣是进步青年，协助恽代英办理利群书社。郑位三读后“连连赞叹受益非浅”。经过共产党人萧楚女的指导，郑位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回忆说：“《共产党宣言》那是我第一次读到的革命理论书，可以说我的革命生涯正是从那里起步！”[11] 19-20他即从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求学时开始成长起来。

　　吴干臣的成长经历颇有代表性。他生于殷实的儒医之家，父亲在当地行医，且擅长旧体诗，颇有声名。少年时代，吴干臣目睹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1917年，他随父北上北平，在风云激荡的新思潮中，接受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立志做中国的欧文，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1923年，他返回湖北，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迈入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校。除了学习规定的课程之外，吴干臣还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在寻求改造中国的方案的过程中，他与尹成章同学交往、讨论比较多，常常因观点不同而争得面红耳赤。共产党员尹成章对吴干臣循循善诱，指导他参加爱国运动和政治活动。吴干臣在实践中感受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看到了实现共产主义的途径，“从而对性善说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唤起人性之善念而放弃压迫剥削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加之尹成章反复对他进行宣传教育……”[9]，他终于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的践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