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摇篮:中国共产党早期我校的红色校友

辛亥革命网 2021-04-30 14:44 来源:武汉科技大学 作者:张继才 查看:

在搜寻校史资料过程中,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建党前后,我校(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堂,源自于湖北工艺学堂)至少有15名学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

  在搜寻校史资料过程中,我有一个惊人的发现:建党前后,我校(湖北省立甲种工业学堂,源自于湖北工艺学堂)至少有15名学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名副其实的红色摇篮。

  上表显示:除董锄平外,其余14人都在1916—1925年入学,此时正处于新文化运动至建党前后。这么多早期党员,对一所规模只有二三百人的学校而言,这个比例已经是相当高了。

  如此多的学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积极投身实践,在政治斗争中成长,是一个重要的的原因。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响应,武汉是最早的城市之一,我校是武汉最早的学校之一,表现相当出彩。

  5月10日, 15所学校集会于中华大学,我校位列其中。在群情激昂中,咬破中指,血书“提倡国货”,全场共鸣,是我校学生萧世杰。5月12日,武汉学生团产生,发起者15校,我校位列其中。5月17日,学生团易名武汉学生联合会,成员有26所学校,我校也位列其中。次日,3000人大游行,我校100多人参加。6月1日,武汉学生总罢课,湖北当局疯狂镇压,造成 “六一惨案”,其中,伤者也有我校学生。我校组织国货营业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闻名一时,各大媒体争相报道。在五四运动中,上述15名学子,凡在校者,无不参与爱国运动,许白昊因此而被开除。

  五月七日是国耻纪念日,1925年的国耻纪念,从我校点燃。学生杨春波印制传单,遭日籍教师北冈善治破坏,师生怒火中烧,闯入他的住宅,北冈善治吓破了胆,偷偷躲进日本租界。帅云山(帅汉章)、聂洪钧迅速上报,省学联决定罢课、游行。在中共领导下,省学联取得胜利,教育厅被迫同意学生所请。爱国运动点燃学子们的激情,爱国学生在斗争中成长。在斗争中头角峥嵘的学子,日后多加入了党的组织。

  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或组织,在组织中接受教育,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前述1925年的反日爱国运动中,中共领导的湖北省学联起到了主导作用,帅云山、聂洪钧、汪士国、吴干臣等人就加入其中。湖北省学联是通过各校学生会来领导学生运动的,学生会是中共党组织与进步学生联系的纽带。在我校,学生会的领导者就是帅云山等人。国共合作建立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此背景下,共产党人在基层帮助建立国民党的组织。杨春波回忆说:“学校先后成立了地下国民党区分部,由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员帅云山(天门人)、聂洪钧(咸宁人,解放初曾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付主席)掌握国民党区分部的领导权,还成立了学生会,我参加了国民党和学生会两种组织,开始从事民主政治活动。”

  聂洪钧在校期间就为寻找进步团体和党组织而苦恼:“1924年,从《学生杂志》上,看到杨贤江对学生所提问题均作答复。于是我也写了一信去问他:共产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哪一个好,并希望他能为我介绍加入。……声明他无法为我介绍加入。”后来,他写信给恽代英,希望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恽代英并不在武汉,按照规定,他不能作为介绍人,只能由武汉的党员介绍。1924年底,他看到张学武在散发传单,估计张学武是共产党人,便请张学武介绍,这样才与武汉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经过考察与培养,党组织吸纳了他。

  柯松涛是湖北阳新人,和一些积极追求进步的同乡组织了“阳新学友同乡会”,“在武昌买了一间房子为会馆。每逢节假日,会聚一堂,探讨共进的理想。”这些学生有来自我校的柯松涛、冯英堂,湖北法政专门学校的何时英,中华大学的柯少轩,湖北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罗伟等。后来,这些人都成长为共产党员。

  吴干臣于1923年进入我校学习,参加了旅省同学会。该会是在省城读书的汉阳县籍尹成章、龚崇香等人建立的。尹成章此时已经是中共党员,也是武汉学联的成员。1923年“二七惨案”发生,武汉学联组织了声援活动,吴干臣在尹成章影响下,参加了游行示威。“经过此番斗争的实践,使他看清了统治者的凶残面目,同时也体验到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开始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

  积极追求真知,在比较鉴别中接受马克思主义,是最重要的原因。

  追求真理是进步学生成长的关键环节,获取进步知识是探求真理的重要方式。学校不远处的横街有大量的书店,出售《新青年》《中国青年》《向导周报》等刊物。同学中有不少人阅读了这些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影响。1924年进入学校附中的陈珣就发现,学生“一聚会都是谈革命,谈国内外大势。有些同学床头上摆着《政治周刊》《中国青年》《向导周报》《醒狮》《武汉评论》。”不久他发现,不同思想倾向的同学,对书刊是有所选择的,比如,读《醒狮》的是国家主义派,看《政治周刊》的倾向于国民党,信仰共产主义的看《中国青年》《向导周报》。也就是说,这些书刊宣传的思想内容良莠不齐、薰犹同器,需要比较鉴别。

  郑位三在校期间常去位于横街的利群书社读书,他借阅的《共产党宣言》就是郑南宣亲手交给他的。郑南宣是进步青年,协助恽代英办理利群书社。郑位三读后“连连赞叹受益非浅”。经过共产党人肖楚女的指导,郑位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回忆说:“《共产党宣言》那是我第一次读到的革命理论书,可以说我的革命生涯正是从那里起步!”即从我校求学时成长起来。

  吴干臣的成长经历颇有代表性。他生于殷实的儒医之家,父亲吴长泽在当地行医,且擅长旧体诗,颇有声名。少年时代,目睹土豪劣绅的巧取豪夺,痛恨腐败的社会制度。1917年,随父北上京城。在风云激荡的新思潮中,受到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立志做中国的欧文,建立一个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1923年,返回湖北,怀着“工业救国”的理想,迈入我校,阅读了一些进步书刊。以何种方案改造中国?吴干臣与尹成章讨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共产党员尹成章对吴干臣进行了耐心引导,指导他参加爱国运动和政治斗争。在实践中他看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找到了共产主义实现的途径,“从而对性善说和空想社会主义,以唤起人性之善念而放弃压迫剥削的思想,产生了动摇。加之尹成章反复对他进行……宣传教育。”终于,他从空想社会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在我校成长的进步学生先后加入党组织,有的是在校期间入党的,如吴干臣、杨白,大部分是毕业后入党的,不论怎样,其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校期间形成或初步形成的(董锄平除外)。毕业后,这15名党员为共产主义奉献了青春和热血。

  张亚巨出国留学。他毕业于1922年,次年3月,赴德国普鲁士高等工业学校留学。是年,中国共产党旅德支部建立,朱德是负责人之一。张亚巨与朱德过从甚密,在朱德的引导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回国,被党组织安排在国民革命军工作。1927年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工人运动。

  从事工人运动的有董锄平、许白昊。1921年8月,中共建立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董锄平是骨干成员,负责机关刊物《劳动周刊》编辑出版的具体工作。后来,他参与组织上海工人运动,是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许白昊在1919年被开除后,辗转于江、浙、沪一带,在工厂做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他就积极加入。在上海,他参加组织领导六次罢工。参加了党的二大、五大,是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他还参加了全国第一至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湖北,他参与领导多次工人罢工,曾任中共武汉区执行委员会秘书兼中共汉阳组组长,中共湖北区委执行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也是著名的中共早期工人运动领袖。

  大多数人从事农民运动,在农村革命中扮演了革命思想的播火者、基层党组织创建者的角色。聂洪钧回到咸宁,宣传马克思主义,领导建立农民协会和农民武装,是咸宁党组织的创建者。柯松涛毕业后,回到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6年8月,中共阳新县委成立,这是阳新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县级组织,柯松涛任宣传部长。1926年,吴干臣毕业后,被派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次年,他在汉阳的合贤地区建立了该地区第一个党支部,隶属中共汉阳县委,吴干臣任支部书记,这是汉阳最早的支部之一。1930年,他任县委宣传部长。1926年,杨白毕业,受组织派遣,回到崇阳,从事农民运动,在大沙坪、石城、桂口、虎爪一带建立基层党组织,后以省委交通员身份参与了鄂南秋收起义。

  15名校友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贡献。其中,许白昊等8人在大革命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牺牲,徐会之则牺牲于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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