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四十多年，中国近代社会史是伴随改革开放而启动、复兴的新兴学科，走过了从无到有、发展成熟的历程，作为中国近代史领域改革创新的生长点，成为发展最快、最有创新活力、开拓空间最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起步开拓期（1978-1995年）◀

　　1978年改革开放，思想进一步解放，但中国近代史长期形成以革命史为主线、以政治运动及重大事件为专题领域的学科框架和研究路径，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有所萌芽的“社会史”，则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受到排斥，不被作为独立领域，这种状况一时难以改变。如1979年创刊的中国近代史专业权威学术期刊《近代史研究》，每年末附刊前一年“国内论著目录”，其分类即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直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十余个政治专题（这一政治专题分类至1997年废止），辅以经济史、思想史、中外关系史为专史补充，并无“社会史”门类，一些社会史相关内容附于政治专题之内，如附于农民战争中的秘密社会，妇女运动中的女性研究，革命运动中的社会团体、社会阶层、群体研究等。

　　1986年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首次树起社会史独立学科的旗帜，成为社会史复兴的标志，也是作为断代史的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复兴的起点，从此走上至今三十余年的学科独立发展道路。专题论文是最快反映研究动向和学术前沿的成果形式，据闵杰《中国近代社会史论著目录》统计，开始注录的第一年1987年论文只有十余篇，后逐年增多，到1995年时已近百篇，九年总计论文570余篇，平均每年60余篇，出版著作总计179部。从论著数量来看，与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等成熟学科相比还很少，可以说处于起步阶段和边缘地位。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史论著数量明显增多，学科地位也逐渐得到学界认可。如《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至1991年开始将“社会史”列为独立学科门类，与经济史、思想史等专史并列，可视为学科独立地位得到学界认可的一个标志。通史性著作也是一个专史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中国近代社会史起步以后经过数年积累，到1992年同时出版了两本通史性著作：一是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人民出版社），二是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前者以横向的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功能为框架建构了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后者则以纵向、历史变迁阶段为框架建构了另一种近代社会史体系。这两本书分别代表了横向与纵向两种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体系构想，堪称这一新兴学科的奠基之作。

　　中国近代社会史开辟新研究领域，由于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的转换，研究理论和方法也有新的开拓，并成为学科的突出特色。基于某一中心问题及核心理论而形成的研究路径、认知范畴及理论分析框架，可称为“研究范式”。社会史复兴是从反省现代化起步，“现代化”成为初期许多研究论著的主题和关键词，“现代化范式”成为主流解释理论，其主要理路是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本，对照品评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得失优劣，推动了学科的初期发展。

　　这一时期，社会史领域有以下几个富有学科特色的研究方法：第一，发掘利用民间史料。由于研究视角转向社会与民众，研究重心下移，因而需大力开掘利用以往不被看重的民间史料。大量出自民间、反映民间社会和民众生活的资料被纳入到可资利用的史料范围，如报纸、方志、日记、笔记、家谱族谱、书信、账本契约、民间读物等，甚至不再局限于文本史料，而扩大到碑刻、图像、口述等非文本资料。第二，社会调查法的运用。社会史研究对象转向社会下层、民间社会与民众，而与此相关的文字记录往往并不完备，运用社会调查方法，走入民间，收集散落在民间的文本及非文本资料，弥补单纯文本史料的偏重上层、文字书面等的局限，大大扩展和丰富了历史资料范围和种类。第三，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不再局限于文献考证、史实记述等传统史学方法，而更多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如有借鉴社会心理分析方法，对一些社会群体社会心理、心态进行研究，如商人心理、市民心态、农民心理的研究，形成“心态史”。有些重点借鉴某一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进行研究，形成具有跨学科色彩的新学派。如较多借鉴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民族志记述法、深入访谈法等，形成“历史人类学”学派等等。

　　▶探索发展期（1996-2005年）◀

　　从研究成果数量来看，据《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统计，1996年发表论文80篇，后逐年增长，1999年150篇，2002年210篇，2005年310篇，十年共计1700篇，年均170篇，比前十年增幅近一倍半。十年间出版专著共约580部，比前十年增幅三倍多。1996年出版了龚书铎主编的自先秦至民国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山西教育出版社），以历代社会结构、社会运行、社会变迁为主要内容。这是第一套由断代社会史组合而成的中国社会通史著作，其中史革新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和朱汉国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共同组成了第一部1840-1949年百余年完整的中国近代社会通史。

　　这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主要反映在出现两个热门领域。一是城市史。近代城市兴起是社会现代化变革的火车头，城市社会自然成为研究重心。首先是近代较早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史研究，起步较早、成就突出的是上海史研究，如有上海社会心态史、生活史专著，1999年出版了熊月之主编15卷本《上海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史甚至成为海外中国学的一个热门领域。此外天津、武汉、北京等城市史研究也取得开拓成果。城市史后续发展兴旺，至今仍然是一热门领域。二是区域史，即以一定地域范围的地方性社会状况及社会各元素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考察地方社会结构、民众生活、关系网络、制度运作等。一般以行政区划、自然环境、文化传统等形成的具有某种共同性的区域为研究单位，以乡村及基层社会为重心。较早作出显著成果的有华南研究、山西区域研究等，后扩展至更多地域。区域史避免了以往全域史忽视地区差别而过于笼统泛化的弊端，便于对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网络进行具体和系统的考察，以揭示中国基层社会的生态与运作方式。

　　从理论分析框架方面，这一时期一些学者力求矫正“现代化范式”的“西方中心”偏向，开始转向立足本土，考察中国社会自身资源与现代化变迁的关系。这一思路注重传统与现代的连续性，重在考察传统社会内在元素与现代性的契合度或连接转化，可称之为“本土现代性范式”。“本土现代性范式”是对“现代化范式”的深化与超越，体现了立足于中国本土、贴近社会实际探索中国自身现代化道路的认识提升。但也显现出一些缺陷：一是许多研究往往偏重还原史实的具体描述，而缺少宏观观照和理论分析，有“平面化”之弊；二是有些个案研究过于细碎、零散，缺少问题意识、整体性与普遍联系的观照，因而缺乏普遍性价值。

　　这一时期借鉴社会科学方法的探索更加多样化，一些社会科学新方法被引入而形成新的研究分支。如一些学者运用词语分析法进行研究，形成“概念史”。还有学者借鉴“文化建构”理论，对近代一些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建构性分析。如“民族国家”是近代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观念和国民意识，有学者对中国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如何建构的过程进行研究等等。

　　▶成熟深化期（2006-2018年）◀

　　2005年8月，由全国多所高校及研究单位联合举办“首届中国近代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是第一次中国近代社会史学科的大型国际学术会议，有海内外学者百余人参加研讨，反映了学科已经形成了一支初具规模的研究队伍，并以一个独立学科搭建起国际学术交流平台。这一会议至今已经举办七届，形成了业内学者定期交流的大型平台。

　　近十余年来研究成果也大幅增长，《近代史研究》附刊论著目录“社会史”门类论文2005年超过300篇，此后逐年增多，2009年超过400篇、2013年超过500篇。有统计的2005-2008年每年出版著作都有80-90部。而且自2006年始，社会史论文数量超过了经济史、中外关系史，与政治史和思想史并列为中国近代史领域论文数量居前列的三大学科。从这一时段论文总体状况来看，研究者关注较多、论文数量居于前列的论题为“灾荒、慈善、医疗、生态”“区域与乡村社会”，还有“知识（官僚）阶层”等领域，反映了社会史已经形成以民间社会及上下层互动为重心的学科格局。

　　纵观中国近代社会史复兴以来三十余年间研究重心的转移，有以下三个总体趋向：第一，由政治衍生论题向社会民生论题转移；第二，由上层（精英阶层）向下层（民间社会）转移；第三，由社会特殊问题向社会基本问题和普遍问题转移。

　　研究理论范式也有深化。近十余年来，从“社会治理”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成果逐渐增多，开始形成引起关注的新研究路向。已有成果比较集中的领域有乡村治理、城市治理、治理制度、社会问题治理等。“社会治理”范式下的研究，对“国家与社会”范式有所深化，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关注点从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动关系，转向这些互动作用对社会发生的实际效能与效果；二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关系，扩展为更加多元、多层、细化、复杂因素综合作用关系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实际影响；三是不再以“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价值观评判参与社会治理的社会因素，而是以超越传统与现代的区分，考察多元因素的综合作用，分析社会治理的实际效能，即从价值评判转向综合效能评估。这一研究范式至今还处于探索与拓展之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伴随研究的扩展、深化与细化，借鉴社会科学理论方法更加普遍与灵活，也更趋多样化、综合化，研究者根据研究内容和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多学科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且更加注意与史学方法的有机融合，避免生硬的概念化，显示出学科研究方法的包容与自信。研究方法的另一个新动向，是电子化资料的开掘，大数据运用。

　　▶结语：发展瓶颈与寻求突破◀

　　当前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面临着一些困境，影响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第一，研究成果虽数量增多，但同质化严重。第二，研究论题碎片化。第三，成果平面化，多史实描述而缺少理论思考，更少理论创新。第四，研究视野狭窄，往往局限于论题所限的具体事象、地域，就事论事，缺乏从国家社会整体，特别是从全球化视野的宏观观照，使得“地方性经验”难以上升为“普遍性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史未来应向什么方向寻求发展与突破？

　　首先，从学术内在发展脉络、提升学术质量方面：第一，研究论题应避免填空式、零碎化，避免简单同质化和碎片化的个案研究，超越“分头挖坑、遍地栽树”的拓荒式研究模式，而要充分梳理以往研究成果链条的各个环节，寻找学术链的缺环和薄弱环节入手，使论题的研究成果与前人成果形成系统、充分的知识链，并发掘知识链条关键环节的独特价值，由此促使中国近代社会史形成比较系统、充分、立体、多元的知识体系。第二，避免平面化叙述，跨越纯实证性研究，而在充分的实证研究成果基础上致力于更加深入的理论解释与概括，寻求对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各方面问题提出不同层次的解释理论。第三，在学科理论、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上有更多创新与突破，形成多元开放、适应多层面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历程的研究范式和学术流派。

　　其次，从回应现实挑战、提升学科创新力和影响力方面：第一，中国近代社会史作为与当今社会转型变革联系紧密的学科，研究者不应回避时代责任，在一只眼瞄准学术内在发展的同时，另一只眼还要瞄准现实需求。第二，当今全球化趋势及“全球史”兴起，我们需开阔视野，将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和“社会治理”等课题，放到全球视野和坐标中予以考察，更多地进行国际比较、世界各国不同社会元素及治理方式的比较。特别是中国近代社会本身就是对世界开放，在社会变革中有世界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世界坐标中考察，更能突显中国特色及中国社会的本质特性，这应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时代课题及未来需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