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的由来与体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参观三军会师纪念馆时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面对形形色色的敌人决一死战、克敌制胜，这些都是长征精神的内涵。”

　　正是伟大的长征精神，成就了伟大的军队，伟大的战士，伟大的奇迹。也正是因为有长征精神，长征的故事壮怀激烈，可歌可泣，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构成当代中国最激荡人心的集体回忆。

　　坚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

　　在艰苦的草地行军中，从将军到士兵，从老革命到红小鬼，都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坚信革命必然胜利的精神，同各种艰难险阻作着顽强的斗争。

　　红三军某连的炊事班共有9名战士。进入草地后，为使全连同志有热水喝、有热水烫脚，炊事员轮流挑着那口沉重的铜锅。一个炊事员倒在锅旁，第二个炊事员含泪挑起锅，继续走下去。一个、一个……炊事班的同志都倒下了。

　　来自江西石城的小宣传队员郑金煜，在刚开始草地行军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讲故事，唱山歌，柴火拣重的背，工作拣难的做，但进入草地不久，他突然发高烧，病倒了。尽管团政委杨成武把马让给他骑，大家把干粮均给他吃，但他的病情还是恶化了。临终前，他声音微弱地说：“希望党的路线胜利，胜利后，如果有可能，请告诉我家里，我是执行党的路线，为了革命的胜利牺牲的！”

　　饥饿时时困扰着疲惫不堪的红军战士，成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进入草地前，各部队虽然开展了筹粮工作，但在川西北贫瘠之地，很难筹到粮食，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两天的干粮。进入草地后，红军战士身上背的一小袋青稞麦粒麦粉就成了救命粮。尽管红军战士们视粮食如生命，尽量节省，但行程未过半，有的部队即告断粮。为维持生存，战士们不得不在草地里寻找野菜来充饥，草根、树皮、皮带等可以吃的几乎全部拿来做食物，甚至于烧点开水充饥。红军战士们一面忍饥挨饿，一面还要艰难地在草地上跋涉，不少战士走着走着，突然倒下，就再也起不来了。

　　衣衫褴褛的红军战士们也时常受到天气变化的侵袭。8月的草地，白天最高气温可达摄氏30度，一到夜间，气温骤降至零度左右。红军战士们内无果腹之食，外无御寒之衣，饥寒交迫。到了宿营地，大家找一块比较干的地方，背靠背地互相用体温取暖。虽然饥寒交迫，但是战士们有着必胜的信心和坚定的信念，有着乐观的精神。每当夜晚来临，到达宿营地后，大家总要点起篝火，驱赶行军的疲劳和寒冷。有的唱歌，有的讲故事，有的吟诵自己编的顺口溜和诗歌，好像忘记了疲劳和饥寒。簇簇篝火，映红夜空，映红红军战士兴奋的脸庞。阵阵歌声，流淌着战斗的音符，冲破长夜，汇成一曲曲雄壮的大合唱，震撼着大家的心灵，激励着大家的斗志。

　　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

　　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是红军长征伟大精神的集中体现。这是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基于理想、信念所铸成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

　　1934年7月，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根据地形势极其严峻。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先遣队，于7月6日晚，从瑞金出发，经艰苦转战，11月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

　　刘畴西、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一路北上。蒋介石在赣东北设下层层埋伏，对红十军团形成层层包围之势，组成多路“搜剿”队，纵横穿插，把红十军团主力分割成数段。红十军团经过长途行军，疲劳作战，加上缺弹少粮，伤亡不断增加。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顽强战斗，坚持与敌人斗争，终因众寡悬殊，大部分壮烈牺牲。军团主要领导人刘畴西、方志敏先后被捕。方志敏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红十军团余部在粟裕等领导下，转战闽浙赣边，坚持游击战争。

　　10月中旬，中央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红军带着许多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一支由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行动十分迟缓，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由于军委纵队行动迟缓，后卫红五军团及后面的红八、红九军团无法及时渡湘江，担任两翼掩护的红一、红三军团，不得不与敌人展开激战，付出了极大牺牲。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和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阻于湘江东岸，最后弹尽粮绝，大部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不幸被俘。敌人听说抓到红军师长，要抬着他邀功请赏。陈树湘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壮烈牺牲。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激烈的一战。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敌军重兵设防的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红军为此也付出极其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是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原因。只有实事求是，中国共产党才能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摆脱共产国际的干预和束缚，党和红军才由此显示出无穷的生命力。

　　红军渡过湘江，翻越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中央主要领导人在湖南通道县境内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研究解决危机情况下红军的行军路线和战略方针问题。在会上，李德坚持要红军按原定的战略方针，立即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提出了红军必须西进贵州，避实就虚，寻求机动，主张在川黔边创建根据地。短促的通道会议，是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央有了发言权，也是他的意见第一次得到中央多数同志的赞同。而此时，蒋介石对红军作战的重点，仍然是防范中央红军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如果继续北上与湘西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必然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其后果不堪设想。

　　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从老山界便开始争论、通道会议仍悬而未决的问题，即中央红军向何处去。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思想。

　　1934年12月31日至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猴场附近的宋家湾村召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会后，红军抢渡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了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935年1月7日进抵黔北重镇遵义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