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精神的由来与体现(2)

　　1月15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位于遵义城的军阀柏辉章的公馆里举行。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按照会前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即“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毛泽东接着作了重要发言，讲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决不在于客观，而是由于博古、李德实行单纯防御路线，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一系列错误。周恩来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全力推举毛泽东为党和红军的领袖。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能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他的发言和倡议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会议气氛紧张激烈，每天开到半夜才休会。最后，会议做出重要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去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会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是党独立自主地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

　　红军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是红军长征精神转化为凝聚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条件，是红军区别于其他军队的重要特征。

　　1935年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在右路军进入草地期间，左路军先头部队于8月21日占领四川阿坝地区。张国焘坚持左路军以阿坝为后方，出夏河、洮河地区，完全不顾左右两路分兵北进的主张。到9月初，在中央一再催促下，张国焘才命令红五军进抵墨洼附近，但接着又命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

　　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劝告，于9月9日致电中革军委，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同时，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报告中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与张闻天、博古赶到红三军驻地阿西，与在此养病的周恩来、王稼祥举行紧急会议，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

　　9月11日，中共中央率红三军、军委纵队等部继续北上，于当晚陆续到达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与先期到达的红一军会合。当天，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令其立即率左路军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10月5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同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责令张国焘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许多干部、战士要求北上与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会师。经过党内共同斗争，6月6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另立的“中央”。

　　正如来自美国的革命友人斯诺先生曾经指出的，红军北上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次英勇远征的胜利结局。一方面，它使每一位红军官兵坚信自己正在走向抗日前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因素，这有助于他们把一次可能会是士气低落的撤退，转变成一次精神振奋的胜利征程。另一方面，这也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战胜张国焘无视抗日大局、企图偏安川康、另立中央的强大政治武器。对于分裂势力的斗争与胜利，集中反映了党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探索前进，正确的方向越来越明晰。

　　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紧紧依靠人民群众，获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是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外部条件和力量基础。

　　1934年10月，江西雩都（今于都）河边，送行的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来到各个渡口，涌上桥头，给红军将士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与红军指战员依依惜别，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早日归来。红军将士们一步一回头，挥泪向送行的苏区父老乡亲告别。无数的火把将河水映得通红，映照着出征队伍远去的背影。歌曲《十送红军》的渊源就是流传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众多民歌之一，生动而真挚地表达了革命根据地人民对红军不舍、牵挂和期盼胜利归来的心情。“千军万马江畔站，十万百姓泪汪汪，恩情似海不能忘”是当时军民难舍场景的真实写照。

　　当时雩都河上没有桥，沿岸的百姓听说红军要渡桥，为架浮桥支援红军渡河，几乎把家中所有的木板、木料，甚至于留着为老人做棺材的寿木都捐献出来。最后，大家共找来800多条船架成浮桥。雩都百姓还帮助安置6000多名红军伤病员，并为红军送去5000余名新兵，参加运输队、担架队，跟随红军走上漫漫长征之路。

　　兴隆镇、单家集是回民聚居的地区。这里山大沟深，消息闭塞，经济、文化极为落后。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宣传，群众对红军存有怀疑和恐惧心理。当听到红军要来的消息后，村里的青年、妇女都纷纷逃进深山。

　　一向重视群众工作的红二十五军军政委吴焕先，在部队进驻之前，专门作了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根据了解到的情况，在部队中专门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群众纪律教育，介绍回族民众的宗教信仰、生活特点和风俗习惯，教育部队要团结和发动回族兄弟共同抗日。同时，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打回族的土豪，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注意回族的风俗习惯，注意要用回民水桶在井里打水，注意回避青年妇女，注意实行公买公卖和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等。

　　1935年8月15日，红二十五军进入兴隆镇。红军干部和战士不仅严格遵守纪律，还主动帮助回族群众扫院、担水、干活，向回族群众宣传红军对待回民的政策，宣传回汉军民团结，共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军医院的医护人员热情为群众治病，院长钱信忠为一腹胀病患者扎针治疗。红军以实际行动揭穿了敌人的反动宣传，很快得到群众的热情欢迎和大力支持，躲进深山的回族群众陆续回到村里，“红军好”的消息迅速传遍兴隆镇、单家集等附近的回民村镇。当地一个回族老人捋着胡子说：“我的胡子都白了，还是头一回见到这样的仁义之师！”许多回民群众还积极为红军做事。当地有两位回族妇女，提着馒头，拎着汤罐上山，为山顶上的红军哨兵送饭。

　　红二十五军严格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铁的纪律，给当地回族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回族群众深受感动，当红军离开兴隆镇时，全镇男女老少齐集街头，敲锣打鼓，在道路两旁摆设香案、茶桌、果品，依依不舍地为红军送行。

　　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伟大的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我们要不断结合新的实际传承好、弘扬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作者石慧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干部；李颖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副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