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罗廷与北伐战争(2)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 形势变得对武汉政府极为不利。4月19日, 武汉国民政府在工农协会的支持下, 继续挥师北伐, 进军豫南地区大败奉军, 占领了开封一带。但北伐的胜利并没能使武汉国民政府摆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新军阀政府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帝国主义出动军舰聚集在汉口江面, 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封锁长江上游, 北方的奉军也在伺机反扑, 武汉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在这种情况下, 鲍罗廷在4月20日的政府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战略退却”的口号, 并提出五条有关办法: “ (一) 政府与工会人员合组一委员会, 其目的在执行工人之革命纪律, 同时由工会组织裁判所, 审判并处罚违犯革命纪律的工人; (二) 由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协商, 使他们在湘、鄂、赣、皖南、豫南, 西至于(四川) 万县等处, 都可以公开的贸易, 并由政府与工会代表组织委员会, 执行政府与外国银行商店所定之协商,此委员会有调用纠察队与武装力量之权; (三) 除得第二条规定之委员会同意外, 外国银行商店中工人不得自由罢工;(四) 政府应尽可能的力量, 迅速规定铜元及一切必需品之最高价格; (五) 立刻设立失业局与失业者饭堂。”从这些措施来看, 鲍罗廷对付危机总的指导思想还是以压制工人与工会组织的权利为主, 已表明他对帝国主义的部分妥协及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 没有依靠工农组织的力量把革命彻底进行下去。这些措施最终也没能从根本上解决武汉政府的财政危机。

　　就在武汉国民政府苦于无法摆脱危机之时, 突发事变又起。5月21日, 驻长沙的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发动了“马日事变”, 反对共产党和土地革命, 捕杀共产党和革命群众, 两星期内有一万多人被杀害。鲍罗廷闻讯异常震惊和焦虑, 但转而认为这都是因为工农运动过火造成的, 应立即纠正过火行为, 继续与国民党左派合作。他和谭平山、陈公博赴湘查办许克祥, 行至岳阳, 许克祥即密电岳阳驻军将他们就地拿获枪决, 查办团闻讯立即返回了武汉。这样, 武汉国民政府和鲍罗廷威信尽失, 反革命势力日益嚣张。直至此时, 鲍罗廷还不愿作出决断, 认为国民党的左派还可信任, 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共产党太幼稚而不能正确领导民运所造成的, 咒骂领导湖南农运的人是“地痞”。他号召共产党及一切工会、农会发表宣言, 拥护国民党中央及政府公布的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的法令, 提倡在农村进行减租减息, 转而反对土地革命。

　　鲍罗廷对待中国的土地革命问题始终不得要领。北伐之前, 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土地问题,并指出: “要推测这人是否真正革命党员, 只问他是否有决心去解决土地问题。”后在许多农村推行土地革命。虽然土地问题正是中国整个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问题, 但在北伐前就提出来要根本解决却是为时过早, 因为这样必定会触动国共两党的利益引起矛盾, “马日事变”中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便是明证。而北伐开始后, 反革命势力渐占上风, 鲍罗廷没能及时把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武装起来与之斗争, 而是压制过火的工农运动向反革命势力妥协, 继而停止实行土地革命, 转为减租减息、反苛捐杂税等较为温和的做法, 由此可见, 鲍罗廷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欠了解, 以致出现了指导思想上的混乱,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失误。

　　3、 牺牲共产党的利益来维护国共合作和北伐的进行

　　鲍罗廷一向倚重国民党, 在国共矛盾尖锐时, 多次要求共产党要忍让、屈服以维护大局, 这在北伐前蒋介石发动的“三·二○”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就已表现得很明显。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鲍罗廷可以说是国民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 他把国民党看作中国民主革命的希望, 把从苏联运来的军事物资全部交给蒋介石, 轻视共产党的作用, 多次拒绝共产党提出实行党外联合和建立武装的要求, 而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也是妥协退让, 没有与蒋介石作坚决的斗争。所以说,蒋介石在夺权的过程中, 得到了鲍罗廷的巨大支持。而当蒋叛变革命后, 鲍罗廷仍对他寄存希望, 希望他能重回革命的__道路, 但后来鲍罗廷自己也发现这条路走不通了。接着, 他又把目光转向武汉国民政府的汪精卫, 希望他能联合唐生智攻打蒋介石, 还是不重视共产党的力量。

　　共产国际也知道了中国革命的情况, 立即给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一个紧急指示: “立即实行土地革命, 改造国民党现有的机构并增加新领袖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 武装五万工农动员二万共产党员组成可靠的军队, 组织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个电报的内容涉及土地革命、建立共产党的武装力量, 本应暂向国民党保密, 但罗易认为只要说服武汉政府的汪精卫, 事情就好办了, 于是把电报给汪精卫看了。但国民党左派已不成气候, 汪精卫早有反心, 看过密电后, 反以此为借口提出“分共”。另一方面, 鲍罗廷没有向共产党公开密电的内容, 也没有立即执行密电中的指示, 仍然压制工农运动, 寄最后一丝希望于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

　　1927年6月底, 冯玉祥来电驱赶鲍罗廷, 何键向全国发布讨共檄文, 并公开要求共产党立即退出国民党及国民党中央, 解散一切工农会、纠察队、童子军及妇女团体, 同时国民党内一些人已开始暗暗准备屠杀活动。共产党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跷蹊, 但由于鲍罗廷对共产国际密电的保密, 对国民党的叛变毫无准备。鲍罗廷这时仍要求维持国共合作,不退出国民党, 领导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分裂国民党, 反对汪精卫, 而这时的国民党左派只剩下最后一个邓演达了。作为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央及政府里最实际的领导者——鲍罗廷, 面对多次反共浪潮, 一昧姑息忍让, 甚至还想利用借款等物质条件来拉拢反意已决的汪精卫、唐生智二人, 还规定共产党应采取投降政策来“保全”自己的实力, 把一切革命的领导权包括工农组织全部交给了国民党的左派, 承认国民党的领导权, 使共产党完全处于国民党的隶属地位, 完全处于任国民党的宰割之下。陈独秀等人虽早已和鲍罗廷之间发生了重大的政见之争, 但过于信服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 没有把这不同政见引到公开斗争, 也是一昧地姑息、忍让, 直到最后关头, 错过了与国民党斗争夺权的机会。

　　6月19日, 冯玉祥到徐州会见蒋介石, 决定反共、反苏, 实行“宁汉合流”, 二者一拍即合。冯玉祥即电告武汉国民政府, 并令已解职的鲍罗廷回国。7 月15 日, 汪精卫在武汉正式叛变革命, 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鲍罗廷满怀无奈, 于7 月27 日在洛阳起程回国, 结束了他在中国四年多的政治生涯。回国后他仍很关心中国的动态。1951 年5 月29 日死于伊尔库茨克的一个劳动营中。

　　作为苏联在中国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为中国革命曾作出巨大的贡献。他促成了国共合作, 帮助改组国民党, 也促进了民众运动, “引起了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右派及国家主义者的呼号咆哮, 成为他们发泄毒恨与愤怒的目标, 并且这些毒恨和愤怒与日俱增, 每当中国的革命运动前进一步时, 他们的进攻就要集矢于这个‘怪物’一身, 其热烈几乎到了发狂的程度。”可以说, 鲍罗廷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作出了努力, 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 但他在大革命的多次危机之时再三妥协退让, 也给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对于失败应负最大的责任的是俄国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按毛泽东的话说“鲍罗廷是个冒失鬼”,这句话也是很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