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对北京的和平接收

　　二次北伐中，国民政府以阎锡山为中间人，与奉系就京津地区的和平接收展开和谈，并最终于1928年6月达成了和平交接北京的协议，实现了“会师北京，完成统一”的战略目标。在接收过程中，由于蒋、冯、阎、桂均欲在新占领区分一杯羹之故，接收过程始终都贯穿着各派系间争夺的矛盾。以此为开端，国民党各派系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和平接收的背景

　　自1926年7月誓师北伐起，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以摧枯拉朽之势连克两湖、江西、福建等地，直系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相继溃败。与此同时，素有出关南下、争夺北京中央政权之意的奉系伺机而动，彻底攫取了北京政府的控制权。面对席卷全国的国民大革命浪潮及北方一盘散沙的局面，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于1927年初夏召集北洋各派，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与武汉、南京国民政府相抗衡。由此，开始了北洋军阀在北京最后的惨淡统治。

　　与此同时，自“四一二政变”后分裂的武汉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谅解，宁汉合流。随着蒋介石的复职，国民政府颁布《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重启北伐。蒋、冯、阎三总司令合力北进，南北方的优劣形势在1928年4月间迅速倒转。

　　军事上的全线溃退，迫使奉系不得不收缩战线，并重新思考此后的施政方针，试图以再启和谈作为保存实力的手段。而国民政府虽居于军事上的优势地位，但财政上的困难及与列强间关系的紧张也使其并未彻底关闭和谈的大门。早在一次北伐出师时，列强已对国民政府充满猜忌，纷纷增兵来华。二次北伐开展后，蒋介石虽再三保证“我国民革命军所到之地，绝对不致有排外之行动，革命军对于外人之生命财产，必与本国人民同为极严密之保护”，但依然未打消列强的疑忌。这其中，尤以日本为甚。

　　二次北伐开展后，日本为阻挠国民军北进，以“在山东各地之日人生命财产，复濒于重大危险”为借口，悍然出兵山东。当北伐军于5月1日占领济南后，日军随即于5月3日在济南残杀中国军民，制造了济南惨案。在随后的交涉中，日本更向南北双方分别递交觉书。日本政府威胁南北双方，若“战事进展至京津地方，其霍乱或及满洲之时，我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或将不得已有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置”。

　　日本的暴戾恣睢激起了中国的举国声讨，呼吁南北议和、息争御侮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上海、北京两总商会发表吁请息兵电，指出“此次济南发生不幸重大事件，全体震骇。南北政府同时提出抗议，是对内政见，虽稍有歧义，对外仍表示一致。语云国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当此国难已临，计惟停息内争，集合全力以御外侮，庶几方无隙可乘”。此外，黎元洪、王士珍等北洋元老，“以不忍在垂暮之年，见中国灭亡之惨祸”，也斡旋于南北之间，极力调停。

　　与此同时，一些国奉间的要人愤于国耻，也主张南北双方罢兵议和。5月9日，孙传芳致电国务总理潘复，表示“现在济南事变，日人侮我太甚，本人受良心之督责，不愿再事内争”。5月11日，蒋介石致电吴忠信，表示“济南事件为中华最大之国耻，北方将领必有血性，深表我方同情者”，希望“乘此国危之际，与北方将领联合救国”，“再不愿自相残杀，为外人之鹬蚌也”。

　　济南惨案的发生，成为了促使南北双方开展实质性议和的一支催化剂。此后不久，在国内舆论及日本外交的压力下，国奉双方终于就奉系出关及京津地区的和平接收问题展开了实质性的会谈。

　　和平接收的谈判

　　济南惨案发生前，奉系与日本间的关系已渐趋紧张。济南惨案后，军事的不利局面与外交所受的屈辱与威胁相交织，使得奉系内部的意见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主张与南方妥协、共御外侮的呼声逐渐占据上风。不仅张学良、杨宇霆等新派势力“不赞成盲战尤为恳切”外，吴俊升、张作相等旧派亦转变此前的强硬态度，劝张作霖“全师出关，保存实力”。

　　在新、旧派势力的一致赞同声中，张作霖于5月9日发表息止内争通电，表示“将彰德正太战胜之兵，停止攻击。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断不作无谓之坚持。”为使南方接受这一通电，奉系还于12日授意负责外交事务的顾维钧致信美、荷、英、日等国驻华公使，请求各国公使劝服南京政府响应张作霖的停战通电。16日，又派直隶省省长孙世伟南下，与国民政府进行会谈。

　　面对奉系的求和意向，蒋介石一面电令阎锡山、冯玉祥等“对日力避冲突，除留相当兵力防守济南外，其余全部限十一日渡河完毕，继续北伐”“协同猛进，速下北京，以挽危局”，一面并未放弃以和平手段接收京津地区。在征得谭延闿等人的同意后，蒋即电令阎锡山主持京津的接收事宜，表示对奉军“限其一星期内全部退出关外，不加追击”。同时，还委任晋系要人孔繁蔚为国民政府的正式代表，与奉方进行公开谈判。

　　经再三会谈，国奉双方初步议定：（一）奉张出关；（二）奉军悉数退到滦河以东；（三）政治问题，开代表会议解决。此外，双方还就奉军撤出后北京的治安问题进行了磋商，议定由王士珍组织临时治安维持会，并由奉军第四十七旅鲍毓麟部担任防务。

　　此后，国奉双方就细节性条款继续进行和谈，并一度陷入僵局。然而6月4日晚，张作霖出关所乘专列于皇姑屯被炸，张本人身受重伤，不治身亡。奉系主政无人，奉天督署密电张学良“立即返奉”。张学良接电后已无心京津，迅速下令奉军三四军主力向滦河撤退，国奉间的僵局亦由此打破。

　　至此，在历次和谈的铺垫下，国奉双方终于就和平妥协与京津地区的归属问题达成一致。奉系撤出北京、退守关外，国民政府得以兵不血刃的接收京津地区。

　　和平接收的经过

　　张作霖离京前，曾请王士珍组织临时治安维持会，稳定北京局面。在6月4日治安维持会的成立大会上，奉军鲍毓麟旅改名为京师保卫团，隶属治安维持会的领导之下，缉拿散兵游勇，维持北京治安。同时，王士珍特派周家彦赴东交民巷，向各国公使承诺“京师治安，负责有人，外侨安全，当可无恙”。此外，治安维持会还对其他诸项重要事宜也进行了较为妥当的安排与管理。如开列故宫博物院、古物陈列所等重要文化机关名单，交予军警联合办事处，嘱其加意保护；当6月5日发生京兆银钱局铜元票挤兑风潮时，参加治安维持会的京师总商会以负全责为担保，通知各商号照常使用铜元票，维持了北京市面的稳定。总而言之，在治安维持会的维持下，过渡时期的北京城治安良好、秩序稳定，为第三集团军的顺利接收奠定了基础。

　　在奉军陆续撤离京津一带时，国民政府于6月4日正式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令其所属的第三集团军负责京津的接管事宜。蒋介石并再次电阎，请其务必使北京居民“于鬯匕不惊中，转入国府治下”。随后，阎锡山在保定行营通电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对这一木已成舟的局面，冯玉祥虽大为不满，但亦只得附议。

　　6月6日，第二集团军韩复榘部及第三集团军孙楚部先后开抵北京城下。8日上午，王士珍一面派熊希龄、冷家骥等护送鲍毓麟旅出城，一面另派代表携慰问品迎接晋军。当孙楚部于8日中午入城时，受到了北京市民“极热烈之欢迎”。入城后，孙楚即派部下分赴天坛、景山等指定地点驻扎，并派军稳定城内秩序。随后，晋军总指挥商震被委任为北京警备司令的第七军军长张荫梧、阎锡山的代表晋军总参谋长朱绶光及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参事潘连茹等，亦陆续抵达北京。6月11日，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亦抵达北京。6月12日，国民政府颁布《京津卫戍总司令暂行条例》，正式规定了第三集团军的卫戍范围及京津卫戍总司令的卫戍职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