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北伐时期国民政府对北京的和平接收(2)

1928年，各路军总司令到香山碧云寺祭拜孙中山陵后合影，前排自右到左：鹿钟麟、李宗仁、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在各方努力下，第三集团军成功接管了北京的警备治安，实现了北京和平接收的第一步。然而虽处同一面青天白日旗之下，但晋军和中央政府的貌合神离人所共知。蒋介石赋予阎锡山的，也仅是京津地区的卫戍权，而非行政管理权。所以阎锡山一面于进京前指示商震“我军……对于北京市内仅负维持治安之责”，“行政各机关，已另有命令”；一面于进京后公开表明心迹，称自己“于政治不甚过问，一切听从南京政府之命令”，并电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速饬各部派人北来接收”北京的各机关。

　　因此，在第三集团军接管北京的同时，国民政府也作出了派专员北上，接收北京各部院、各机关的决定。但烦琐的准备工作及战时交通的不便，决定了接收专员不可能即日抵达北京。在接收专员未到前，国民政府顺直特务委员会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先后出面负责北京各机关的维持及初步接收事宜。北京的接收主体，也经历了由顺直特务委员会，到战地政务委员会，再到国民政府特派接收北京府院办公处的转变。

　　此外，在政治接收的同时，国民政府也着手进行着党务的建设与宣传，以及各项善后与管理工作。对外交通方面，全行修复了断绝已久的京绥铁路，断绝三年的京汉路也开始通车。在京军队的编遣方面，命令各军复员，对北京所辖各县已收编之军队，电令将其划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整理和编制调遣；未收编之军队，则“有械者给价收械，徒手者酌予川资，遣其老弱，留其精壮，以补充各军之缺额”。对于旧北京政府各机关的工作人员，拟定采用“考试甄别方法，酌量任用，以示国家重视人才之意”。

　　在国民政府的维持下，北京的交通、邮政、财政等方面陆续由战时的特殊状态恢复正常运转。国民政府的各项具有针对性的善后措施，使得战后北京的社会生活秩序较为稳定，并未因政权的转移而受到太大的冲击。

　　和平接收后各派系的斗争

　　北京的和平接收，一方面因其标志着北伐胜利、全国统一而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却也因蒋、冯、阎、桂等派系林立而贯穿着矛盾与弊端。

　　首先，北京的和平接收，标志着国民政府二次北伐“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这一最终目标的成功实现。北京接收后不久，天津全埠也“业悬青天白日旗”，北洋政府的中心统治区域自此全部改旗易帜。随后，蒙古、新疆也于6月25日通电表示“竭诚拥戴国民政府”“改悬青天白日旗”。除东三省仍为奉系把持外，南京国民政府已于形式上统一了中国。

　　然而，因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林立，蒋、冯、阎、桂均欲在新占领区分一杯羹之故，北京的接收从始至终都贯穿着各派系间你争我夺的矛盾。

　　各派系间的矛盾，首先体现在对京津地区接收权的抢夺上。在二次北伐的作战中，以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出力最多、战功最大，然而蒋介石与张静江等国府要人却均推与各派交好的阎锡山入京主持。在京津即下之际将战果拱手让与他人，冯玉祥心中的不甘可想而知。面对这一木已成舟的局面，冯玉祥虽迫于形势致电阎锡山，表示“统一一节，以一听我仲主持，此系夙怀，绝非客气”，但仍抱持着“先入关者为王”的思想，令第二集团军各部继续向京津推进。在冯的授意下，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韩复榘“率其部下百战健儿三昼夜跑八百里路，沿平汉路北上，首抵北平南苑。一时中外人惊讶，外报且有颂为‘飞将军’者”。随后，第二集团军鹿钟麟等部也开抵京郊，并在晋军孙楚部接收北京的当天上演了将奉军鲍毓麟旅缴械的一幕。

　　除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外，桂系的第四集团军在抢夺战果方面也不甘落后。1928年5月，李宗仁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宣布就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5月22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军北上北伐。6月11日阎锡山入京主持接收事务时，白崇禧也随之进京，第四集团军李品仙、叶琪等部也陆续开抵京郊。在京津地区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桂系方匆忙出兵，其用意昭然若揭。而正是由于桂系的及时加入，白崇禧才在随后成立的北平政治分会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对平津政事多有插手。而蒋介石于此时支持桂系北上，则是打着以李、白遏制阎、冯的算盘，使冯、阎、桂在京津间鹬蚌相争，自己得利于后。

　　除抢夺地盘外，在京津地区重要职位的人选问题上，各派系间也矛盾不断。随着京、津的先后接收，各派系间“努力抢劫机关以占势力”的斗争愈演愈烈，被认为是接收中“最肥美之机关”的京奉铁路局长一职，竟然出现了“同时发现四个局长”的滑稽局面。除此之外，在铁路驻防、军队收编、办公处所等的占用等问题上，国府与各派系间也是钩心斗角、摩擦不断。

　　可以说，在各派系中，阎锡山因获得了京津地区的接收权与卫戍权，实际上在四集团军中获益最大，故当其与南京国民政府产生矛盾时，以退让为主；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战功最少，在出兵前又是凭借蒋介石的帮助方才扳倒宿敌程潜，与南京政府的矛盾也并不尖锐，对京津地区的利益主要以捡漏为主；而身为北伐总指挥的冯玉祥出力最多、获利最少，故而在京津地区的接收中抢夺最为激烈，与其他各派间的矛盾也最为尖锐；蒋介石则借支持桂系以遏制冯、阎，使冯、阎、桂三派在京津间相互斗争、相互制衡，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在历经了奉系撤出、临时治安维持会的维持与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的进驻后，北京这一北洋政府的都城所在地及正统政权的象征，终于为国民政府所成功接收。这既标志着国民政府二次北伐“会师北京，完成统一”这一最终目标的成功实现，也标志着国民党终于基本完成了孙中山的统一遗愿。然而，在北伐军事初定、全国统一初成之时，国民党已因党内派系纷争的体制性弊端而矛盾重重。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更激化了派系间的矛盾。以此为开端，派系间的矛盾愈演愈烈。1930年3月，在北伐战火平息后还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中原大战爆发。昔日并肩北伐的战友，最终化为了互相攻讦的仇雠。究其源头，京津接收中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可算是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