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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悲先生遇难前后

  1924年国共合作以后,詹大悲先生任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国民政府驻沪代表及广州大元帅府宣传员等职,对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容共与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极端拥护。1926年詹先生随军北伐,抵武汉后,任五省宣慰使、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湖北省铁矿局局长、武昌官钱局主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1927年又兼任汉口市党部组织部部长、汉口市政府常务委员、汉口铜元局局长、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财政委员会委员等职。

  在武汉任职期间,詹先生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共产党员及一般进步人士合作无间,往返甚密。他在湖北任职只一年多的时间,但主持水利工程,兴建堤防,不遗余力,使鄂省30余县的人民免于水患;从经济上给北伐军以有力的支持,并巩固了当时革命政府的核心——武汉。在此期间和詹先生往返最密的有董必武、李汉俊、潘康时、刘伯垂诸先生;而对于过去比较接近的鄂籍国民党人何成濬、方觉慧等则逐渐疏远。对其他人求官求财的要求,詹先生多予拒绝,即令有时稍微敷衍,终难填其欲壑。于是詹先生之死,已肇于此。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的阴谋日益暴露,卒至演成宁汉分裂的局势。詹先生看见时势日非,不胜痛心,除拒绝接受蒋介石每月1000的津贴以外,毅然辞去本兼各职,专任国民党汉口市党部组织部长,企图发展青年党员,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继续完成孙中山先生的遗志。

  宁汉分家以后,武汉政府改组,詹先生被慰留继任原职。他对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反革命政权,对留汉继续任职的国民党党员心存嫉视,而何成濬 、方觉慧等甘心附逆,曾与蒋介石密谋,拟伺机陷害詹先生。及至胡宗铎、陶钧奉蒋介石密令,率领部队进驻武汉以后,武汉形势顿形紧张。潘正道先生知詹先生当时处境危险,恐遭不测,力劝詹先生迁居汉口日租界巡捕房附近刘少山家暂避,财政厅厅长职务则交秘书危吉生代理,詹先生从之。

  同年12月16日下午6时(即农历十一月二十四日)詹先生在家同李汉俊先生下棋,危吉生、潘康时亦在座,会谈当日上午移交财政厅职务的经过。忽然,汉口卫戍司令部派来便衣队一团包围住宅,将詹、李、潘、危四人一同挟往花楼街公安局。未经审讯,立将詹、李二人推至中山大道附近之黄孝河,以私通共产党的罪名予以枪决,时天下大雨。詹先生被捕以后,家被查抄,并无金银财宝,只有家具、衣物、书画等都没收了。公安局曾严讯危吉生,逼其交出詹先生的财产,亦无所得,因而迁怒危吉生,坐以附之罪,予以枪决。

  詹先生在被捕前半小时对希慧说:“现在时局紧张,董必武先生避居在日租界南小路袁范宇先生的家中,不安全。你快快到袁家把袁先生请来,我和他商量办法,把董先生安全地送出武汉。”我到袁家时,袁先生正在日信洋行工作,还没有回来。正等候间,我家女工张妈跑来告诉我说:“家里出事了,詹先生和李、潘、危三先生同时被捕到日本巡捕房去了。”我闻讯后,当即赶到日本巡捕房,到那里时,他们已经不在那里了。然后我就四处打电话请李书城和孔庚先生等设法救援。

  出事的第二天,我又到袁范宇先生家时,才知道董先生在我家出事的当天就离开了袁家,一月之后并由袁先生护送到日本轮船,化装为火夫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

  詹先生遇难后,熊晋槐先生送了几百元,由其婿魏以新出面购买衣棺。到第三天时,胡、陶才允许我们收尸装殓。詹先生的灵柩停放在汉口济生堂内,因济生堂要拆屋改修马路,无奈只有通知其兄詹大慈先生来汉口搬运灵柩。1929年秋天,由我护送詹先生灵柩回其原籍蕲春县城外安葬。当地土豪劣绅以詹先生从事革命工作未予彼辈以利益,竟有拟投詹先生遗骨于大江中以洩其忿者,幸经孔庚先生责以大义,始得安然无事。

  注:此文作于1959年8月18日,作者陈希慧是詹大悲先生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