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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李大钊高度重视统一战线工作，亲自推动建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1922年8月23日至9月初，李大钊在上海莫里哀路29号多次会晤孙中山，讨论“振兴中国”之问题。孙、李二人“畅谈不倦、几乎忘食”，在中国革命与国共合作问题上取得诸多一致意见，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奠定基础。因此，这次会晤被今人誉为“伟大握手”。“伟大握手”缘起何时？曾有学者根据宋庆龄的回忆指出，孙中山和李大钊早在1919年已有接触。但由于缺乏旁证资料，也有学者表示质疑。近年，党史学界从俄罗斯新发现的中文报刊《工人日报》显示，李大钊旅日留学期间曾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此一史料的出现，又将孙、李结识的时间大幅前置。由是引发我们的思考——孙、李之关系究竟起源于何时？李大钊留学期间是否加入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关于二人早期关系的若干记叙是否有误？本文试图考证和解答上述问题。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被害。在俄罗斯的中文报刊《工人之路》编辑部闻此噩耗后，为表示“悼念守常同志”并鼓舞“尚在努力革命的同志”，于1927年6月6日第191期上刊登了“特载”文章《李守常同志的略史》（以下简称“略史”）。“略史”记述，李大钊“在中学毕业后，旋入天津法政专门学校肄业。此时李同志即与革命团体，有密切的关系。至法政学校毕业之后，复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精研法制经济，适值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同盟会，李同志即于是时加入同盟会”。

　　从“略史”的说法来看，李大钊在天津求学期间与“革命团体”发生联系，但此革命团体是何？文中未具体指明。“略史”又称，李大钊赴日后与同盟会发生组织关系。但从李大钊求学经历来看，他是在1907年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于1913年东渡日本。由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并于东京设立本部的时间是1905年8月，此时的李大钊尚在国内求学。随着同盟会革命活动的重心转移，同盟会东京本部趋于没落，于1911年末停止活动并撤销。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将国民党强行解散。而李大钊是在1913年冬赴日，1914年9月正式进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至1916年5月回国。就时间线索来看，李大钊在留学日本期间，同盟会早已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略史”会形成李大钊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记述？笔者推测有三种可能：其一，“略史”认为李大钊与清末民初革命团体有关系，但作者不清楚同盟会的起讫时间，因此误记李大钊是在留日时参加同盟会。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就读期间，确有可能与同盟会发生关系。白毓昆是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老师，也是同盟会在天津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根据乐亭县档案馆所藏《李大钊同志在其故乡革命活动资料》记载：“早在一九一一年，民主革命的浪潮已蔓延到北方。这时，已经萌芽了反帝反封建思想的大钊同志，就跟着他的老师白雅雨（白毓昆）参加了革命同盟会，奔走乐亭一带，策动新军第二十镇的三个营，响应武昌革命起义，举行了轰轰烈烈的滦州起义。”这一文献指出李大钊参加了革命同盟会和滦州起义。时人凌钺的回忆录《辛亥滦州起义记》也有类似说法。不过，也有部分学者质疑此说。因此，如能在回忆资料以外发现原始史料以资互证，则可以证实李大钊与同盟会、滦州起义之间的确切关系。

　　其二，“略史”作者对中国同盟会、中华革命党的始末并不清楚，将二者视作同一政党，进而混淆了李大钊和同盟会的关系。“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假如李大钊在留日期间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则只能是中华革命党而非中国同盟会。此外，李大钊的《狱中自述》是以1922年作为其“献身于中国国民党之始”，并未提及加入中华革命党。此处的“中国国民党”即1919年10月由中华革命党改组而来。李大钊在北京被捕入狱后，在自述中用较多篇幅阐述其与孙中山、国民党的联系，如其早已加入孙中山的政党，想来不应在自述中忽略。

　　其三，“略史”作者将神州学会与同盟会混淆。1927年5月22日，武昌中山大学召开追悼南北烈士大会，高一涵在追悼会上介绍了李大钊的生平事略，讲演记录稿《李守常先生事略》（下称“事略”）刊载于1927年5月24、25日的《民国日报》（汉口）。“事略”指出：“先生曾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反对袁氏”。高一涵是李大钊的挚友，二人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结识并长期共事。根据学界的最新研究表明，神州学会于1916年2月在日本东京成立，是以反对袁世凯为目的的政治团体，李大钊是神州学会的重要成员。由于神州学会与中华革命党的斗争对象有显著共同点。因此，“略史”作者很可能将神州学会误认为是同盟会。

　　1920年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李大钊即表示重视党内同志“和孙中山先生的接触”，他还思考了能与孙中山“携手合作到甚么程度”的问题。从1922年“伟大握手”时起，孙中山和李大钊等人开始筹商推动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尽管李大钊和孙中山的革命情谊在各自挽救民族危亡的奋斗中就已奠定基础，但目前尚缺乏原始资料表明二人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建立过直接联系；“略史”也对李大钊和孙中山、同盟会的早期关系存在误记之处。不过，“略史”作为新见史料，也为进一步深化李大钊研究提出了新问题、拓宽了新视野。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