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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世垣《再论宪法上不宜定孔教为国教》文章的中心思想是反对政治势力渗入于宗教之中，反对以宗教名义干预政治，不允许以宗教名义阻挠新文化的发展，民国不允许有“宗教之变”。这个思想对于东方大国的中国，具有深远的意义。纵观世界近代历史和当代世界，因宗教之争引发的民族矛盾造成国家内乱乃至不同宗教信仰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或战争比比皆是，给相关国家的发展、社会稳定和民生安居等诸多方面，造成严重影响或灾难。

　　段世垣做为宪法起草委员，对国家负责，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坚决反对把孔教做为国教并写入宪法，是非常有政治远见的。

　　[段世垣《再论宪法上不宜定孔教为国教》全文详见附录三]

　　宪法起草委员们来自各党派，各抒己见，提出主张，争论激烈，但对于应尽快推出国家大法还是趋于一致的。经过数月努力工作，宪法起草委员会终于拟定并通过了《宪法草案》，又称《天坛宪法草案》，提交国会全体会议表决。这份宪法草案在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

　　1913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参议院选出国会委员会各机构，作为其常设机关，由法制、财政、内务、外交、军事、交通、教育、实业、预算、决算、请愿、惩戒等十二个股组成。相当于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各委员会。段世垣当选为财政股常任委员并任理事。 【31】

　　段世垣著作有《租税原论》《约法摘瑕》《中央制度刍议》等，大多致力国是、关注国本和研究财政等。

　　在国会召开期间，袁世凯随意对一些国民党籍参众议员和宪法起草委员以内乱嫌疑逮捕，伍汉持、徐秀钧被杀害，其他数人遭关押直至袁世凯死后才被放出。

　　袁世凯对《宪法草案》不满意，他不容宪法对自己有任何的约束和限制，擅自决定不付诸国会会议表决，扼杀了由立法机构通过的大法草案。他也不允许国会设立国会委员会常设机构，使自己受到监督，强行停闭国会会议。袁世凯的违法行为在世界议会史上罕见，前所未闻。

　　在京组织“七人小组”坚持反袁

　　袁世凯利用手中的权力，倒行逆施，肆意妄为，公然践踏《南北议和协议》《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迫害追杀革命党人，根本不把民主共和当回事，其真实面目逐步暴露。

　　1913 年 7 月 12 日，江西的都督李烈钧起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国会中的部分国民党籍议员南下，参加二次革命讨袁。段世垣在北京成立“七人小组”，秘密从事反袁革命活动。

图 31：邹鲁《回顾录》，十 讨袁失败出亡在日本

　　二次革命开始后，一日，袁世凯写下抓捕邹鲁和李根源的手令，交由段世垣，要段亲自送往军警执法处交给处长陆建章。段世垣接到袁世凯的指派后，故意迟发手令，迅速通知张耀曾联络危险中的李根源和邹鲁，立即离京。

　　邹鲁在《回顾录》 【32】 一书中谈到他当年在北京逃脱袁世凯抓捕的经过：

　　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先生在湖口宣布独立和讨袁。我早就为袁所注意，到了这时，我知道他要设法对付我了。果然不到数日，有一天早上，我照例看书方毕，正拟早餐，忽见张耀曾先生匆匆而来。我请他用早饭，他说：“我就要走，但是有句话要同你说。”他挤到我的耳边低声说：“今早袁已下手令叫陆建章提你和印泉（李根源的号），交一秘书亲自送去。这个秘书是我们的同志，所以叫我来通知你，务必于今日离开北京，他拟把密令压到今晚再送往陆处。印泉已有人通知，你快些预备罢。”说完他便走了。

图 32：李根源《辛亥前后十年杂忆》

　　李根源在《辛亥前后十年杂忆》 【33】 一文中对此事也有回忆：

　　我由沪返京不久，袁世凯免李烈钧等四都督令下；李烈钧、林虎等在湖口起兵讨袁。袁世凯将我褫革官勋，下令通缉。我先一时得讯，仓卒遁至天津，与王芝祥、彭允彝、欧阳振声同船绕青岛南下。

　　由于“这个秘书”及时送出信儿来并暂压下袁世凯密令，使得邹鲁和李根源得以及时撤离北京，免遭毒手。

　　“七人小组”的活动后来被袁世凯的爪牙侦知，有同志暴露，段世垣协助暴露的同志成功撤离。形势日趋紧张，段世垣不畏环境凶险，自己继续留在北京坚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