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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百泉，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一生跟随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府任职，深得孙中山信任。其曾担任讨伐陈炯明叛军的讨贼军代理总司令及建国山陕军总赞务等职。因与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志向相同，来往甚密，遭蒋介石排挤，后隐归乡里，服务乡梓，终了其生。

　　辛亥元老

　　刘百泉，原名丕汉，1878年出生于陕西省西乡县板桥乡，家境殷实，衣食无忧。少年时就读于私塾，后在汉南书院求学。1906年考入省优级师范，国文甚好，被誉为才子。当时，同盟会发动武装斗争，反清复明的口号赢得民心。刘百泉所在学校的反清斗争更是暗流涌动，他和一批学生因思想激进被当局通令缉拿。刘百泉趁乱脱逃，只身南下，入上海公学，参加同盟会。后转入理化专修学校读书。毕业后在于右任主办的《民呼》《民立》两报任职记者，撰写了大量传播进步思想和鼓吹民主革命的文章。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1月，刘百泉与陈乙白等对驻沪新军鼓动反正。上海光复后，共推陈其美为沪军都督，刘百泉应邀在都督府任职秘书，专职文稿起草，宣传革命的方针。

　　1915年12月，袁世凯复辟称帝，刘百泉坚决拥护孙中山的《讨袁檄文》，在上海报刊上与拥袁派展开激烈斗争，犀利的文笔、辛辣的讥讽，赢得读者赞誉。次年，刘百泉被孙中山派往兰州进行反袁活动。甘肃都督张广建是袁世凯的死党，因循守旧，压制民主，实行专制。刘百泉联络兰州的同盟会员，在民众中提倡新政，宣传科学自由新风气，并发动“倒张护法运动”。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刘百泉应召与挺进军司令韩恢同往护驾，任该军秘书长及参谋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任韩恢为讨贼军总司令，韩恢邀刘百泉主持军务，率五百勇士激战黄埔，成功将孙中山救出，安全送往上海。同年10月，韩恢遭江苏督军齐燮元杀害，军中公举刘百泉代理总司令职，支撑危局数月。讨伐陈炯明使命结束后，刘百泉应路孝忱之邀回到陕西，先后在建国山陕军司令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任总赞务及秘书长等职。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指定陕籍国民党员于右任、焦易堂、路孝忱、张兆基、刘百泉为陕西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株连被捕

　　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刘百泉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秘书。其间，与时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的邓演达意气相投，来往密切，情同手足。邓演达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1926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和总政治部。邓演达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在广州主持开办战地工作人员特别训练班，邀请刘百泉参与办班事宜。刘百泉不仅参与办班，还登上讲台授课。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北伐。第一路军很快攻占武昌，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南昌，本应继续挥师北上，但是跟随第二路军行进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按兵不动，出于对武汉并非自己势力范围的顾虑，蒋介石甚至要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即民国史上的第二次“迁都之争”。邓演达则希望蒋介石顾全大局，能莅临武汉，共同北伐。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出面调解双方矛盾，约请各方负责人上庐山当面商谈，统一认识。邓演达深知蒋介石不会轻易妥协，决定利用和蒋介石面谈的机会“犯颜直谏”，迫使蒋介石继续北伐。于是，邓演达和唐生智来到蒋介石下榻的仙岩旅馆，直入其卧室，严词要蒋介石继续北伐，完成先总理统一中国大业。蒋介石见势不妙，表态说绝不敢懈怠。此刻，鲍罗廷、汪精卫匆匆赶来，事情才得以缓和。此后，邓演达被剥夺军权出国，在莫斯科期间，组建了“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左派身份进行倒蒋活动。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组建“黄埔革命同志会”，联络黄埔师生，公开进行反蒋活动。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11月29日，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并下令追查其余党。

　　刘百泉因参加邓演达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诸多活动，受株连被捕，关押于广东东山监狱，其住宅遭到搜查。后经国民党张静江、戴季陶等保释出狱，从此脱离国民党上层，远离权力中心，出任一些地方实业职务，如交通部闽粤特派员、汕头电报局局长以及福建、天津、山东等省、市邮电管理局监理等，四处漂泊为生。

　　归隐乡里

　　1934年3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同情刘百泉的遭遇，诚邀其出任监察院调查专员，遂在南京定居，刘百泉到任后，积极履职，着手对民怨、民愤大的官员进行调查，先后调查了四川綦江县县长吴国义违法滥刑、江苏灌云县县长胡剑锋违法吞款贪赃，经监察院审理无误，交由行政院撤职查办。面对派系林立且人治为大的官场，刘百泉纵有魄力，一些涉及高层的案件也不了了之。他常仰头长叹：“为民鸣不平，何其难矣！”

　　除了忙于政务，刘百泉还热心主持“陕南旅京同乡会”的工作。当时陕南在南京的青年很多，凡遇到困难，刘百泉莫不给予帮助和扶持。他对桑梓的公益事业尤为关切，1934年在南京的西乡籍学生王绍烈等，当面向刘百泉反映家乡午子山珍贵林木白皮松被盗伐严重的情况，刘百泉即给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驻汉中绥靖司令赵寿山分别写信，要求速查严禁，保护山林。不久，汉中绥靖司令部严禁砍伐白皮松的告示就张贴在午子山下，指定了护林员定时巡山，查处了数起盗伐林木案件，并刻碑严示，使午子山的珍贵白皮松再未遭砍伐之难。

　　1935年，《续修陕西通志稿》编成出版，其中错讹百出，刘百泉与在京同乡、史志专家薛祥绥等历数其纰缪，并以“陕南旅京同乡会”名义致书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请其责令收回，重新修编，以正视听。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华北沦陷，上海失守，国民党南京政府迁都武汉，但武汉也不保。年事已高的刘百泉不愿流离奔波，遂提出辞呈欲回归故里。监察院同意其归乡，但仍保留其调查专员的职务。

　　刘百泉在西乡家居的最后4年岁月，刚直率真，疾恶如仇，个性依旧。劣绅范鸣岐把持县政20余年，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民愤极大。一次名绅聚会，刘百泉当面斥责范鸣岐借修建范家祠堂为由，搜刮民财，大肆铺排。语惊四座，范鸣岐诺诺不敢辩。刘百泉的仗义执言传遍城乡，民众拍手叫好。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寿阶莅职拜访，刘百泉直言告诫：“你不能高高在上做党官，要了解民间之疾苦。”赵寿阶不敢辩解，连连允诺。此外，刘百泉热心公益，关注民生疾苦；宣传抗日，号召捐款捐物；注重教育。百姓遭受冤屈，常将诉状递交于刘宅，盼其出面申冤。

　　1942年6月18日，刘百泉病逝于西乡。治丧时，国民党中央及陕西省政府均发来唁电，其生前友好纷纷撰文悼念。挽词中有一联：“三十载投笔革命，壮志勋襄先总理；六旬寿还乡告终，大名誉著新中华。”准确概括了刘百泉革命的一生。

　　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旧址被修葺一新，纪念馆还将曾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职的人员整理了一份“大元帅府人物名录”，刘百泉名列其中。既见证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也让后辈记住了这位辛亥革命元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