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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之基——日知会

  1906年1月18日小年前,学校放假,张难先到武昌。在日知会回想夏天见面以来,只半年时间,日知会就由读书、读报的场所被改造成革命团体;由科学补习所留在武汉的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人;一个讲演会所已不能适应需要,大家需要成立革命的机关,需要会章。这是多么喜人的事。两人商量,在2月8日阴历正月十五以前,新军、学堂放年假管理松懈,择日开会,顺应人心,把革命团体成立起来。

  刘静庵说:“日知会就要成立。你就不要回沔阳,在这里主持日知会。”张难先说:“我很想留在武昌,全心办好日知会。你知道,我年龄不小,在武昌要谋一个职位实在是很难;我们日知会还不能设置一个靠会费的位子,我留在武昌将面临生活困境;更重要的是,我留在武昌,特别是在日知会做事势必给日知会带来危险,对革命、对你们的安全都是不适宜的。从大局着想,日知会成立后我还是回沔阳好。”刘静庵说:“事情倒也是这样。不过,日知会成立你不来主持,谁能主持呢?”张难先说:“日知会是你一个人在极端危险困难之中缔造的。主持日知会的人舍你还有谁!半年来,大家已经把你看成领袖,你出来主持日知会正是众望所归。”刘静庵还想推辞,张难先说,不要辜负同志的期望。

  刘静庵见大事已经议过,对张难先说:“近日我检点新到的书报,看到新有的一种报《民报》,我拿来细看,是公历11月26日新出的第一期。发刊词是孙文所作,写得真好。”张难先急忙说:“拿来我看看。”刘静庵从床上枕头底下取出,双手递给张难先。张难先细读发刊词,见上面阐述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是闻所未闻的事。张难先把双眼从书上移到刘静庵身上,问他:这书有几本。刘静庵见他充满渴望的眼神,知道张难先想借走,就说:“我这里只有这一本,好在我已读过几遍,若你想要可先拿去。”张难先高兴地说:“君子之交,不夺所爱。我看你是很喜欢这书,本不该拿走。不过有你一句话,我先借去几天。过两天务必是完璧归赵。”

  1906年2月29日(丙午年正月初五),军队、学堂都在过年,管理松懈;日知会里也没有人来看书读报,十分清净。刘静庵召集团体成立会,有一百多人出席,大家挤在阅览室。

  首先,由刘静庵报告半年来的筹备经过,他报告团体名称定为日知会的原因。

  刘静庵报告后,由冯特民上台宣读他起草的日知会会章草稿,获得会议通过。冯特民没有离开讲台就在台上发表演说,说到沉痛处,五尺男儿竟痛哭流涕。何季达、孙葆仁(后改名孙武)等都相继登台发表演说。

  大家推举刘静庵出任会长,主持日知会。因为日知会以宣传革命为主,设宣传一职,选举张汉杰主持,丁立中辅助。

  会后刘静庵、张难先回到房内,张难先把《民报》还给刘静庵,对他说:“这期《民报》说了一件大事,孙中山他们在日本东京成立了革命团体‘同盟会’。宗旨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依我看这个‘同盟会’必定是联络东京学界中人物组成的一个极精彩的团体,是以实力进行革命的团体。他们都应该是学问充实、志气坚锐、魄力雄厚之辈,文武才技俱有之。我推测,他们不会蛰伏于他人国都清谈革命,必定会派人回国鼓吹革命。你在武昌留意,他们有人来时好好联络。”

  日知会正式成立后的半年内,会员已发展到近万人。吴贡三办有印刷厂,印刷许多《警示钟》《猛回头》《革命军》等交日知会散发;在周末的时候日知会举办演讲,宣传民族危机,抨击时政。

  正如日知会碑文所说:辛亥武昌义旗一举,而天下景从,清社以屋,此诚当时忧时志士,揭橥革命,呼号奔走之效也。抑知植其基者,实为日知会。

  (作者系张难先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