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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邀请我参加9月27日在开原市举办的高崇民生平事迹陈列（展）馆开馆仪式并撰写贺词的来信收悉。衷心感谢你们的邀请，由于日程安排原因不能前往出席仪式，在此谨表歉意，并预祝开馆顺利，展出成功！
 

　　高崇民是辽宁抗日的先驱，是推动西安事变、促进国共合作抗日的功臣，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曾被周恩来总理赞誉为“东北人的榜样”。由于我父亲和他是生前好友，所以我在20世纪50年代初上小学时就见过他。他的和蔼、慈祥、威严的容颜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我父亲1936年8月曾作为中共中央驻东北军特派员，秘密潜入西安城，负责领导东北军地下党，帮助张学良做政治工作，为贯彻党的逼蒋抗日方针而策划和发动群众运动，并把城内动态及时向中央报告。在他写给中央的密信中有一个代号G，指的就是高崇民。那时，高崇民已在上海接触到中共地下党员，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了解并且十分赞同我党发动群众、团结抗日的主张。来到西安后，他积极做张学良、杨虎城的工作，还编印了一本批判蒋介石消极抗日的小册子《活路》，在东北军中引起很大反响。1936年11月3日，我父亲在给周恩来并转张闻天、毛泽东的密信中，汇报东北军地下党为应对蒋介石来西安督战的工作计划，其第二条写道：“推动西北联合，组织援绥联军，决G同志（指高崇民）推动杨（指杨虎城）。G即是写《活路》的，被蒋查出通缉，现始回来，是杨、张（指张学良）之中间人。G以语激杨，杨谓西北局面，张负领导地位，如张干，彼一定受他领导。”仅此一例，已足见高崇民为发动西安事变所做出的积极而特殊的贡献。

 

　　不过，我父亲当年做的是地下工作，虽然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高崇民的表现、作用和拟交给他的任务，但并未与他见过面。他们的首次谋面，应当是在抗战胜利后，我父亲和他都被派到东北工作期间。特别是1948年东北全境解放后，高崇民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我父亲先是任东北银行总经理兼东北人民政府总会计局局长，后又担任东北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他们那时见面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更为巧合的是，我父亲1926年的清华大学老同学、老战友冯仲云，长期担任东北地下党和“抗联”的领导，那时也在东北工作，而且同高崇民私交甚笃。就这样，我父亲自然也成了高崇民的好友。再后来，他们三人先后被调到北京工作，把这个友谊又带到了北京。因此，三家人经常来往，以至于今天三家的后人之间还延续着老一辈建立的这种革命友谊。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父亲和高崇民、冯仲云也同大多数老干部一样，无一幸免地遭到迫害，高伯伯、冯叔叔还被迫害致死。我听说，高伯伯的不幸遭遇，与他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和坚守做人的道德底线，宁死不说假话、不作伪证有关。这使我对他更加敬重，更加怀念。纵观高崇民的一生，我认为他能由一个民族主义者演变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仅是“东北人的榜样”，也是每一个愿意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中国人的榜样。
 

　　最后，祝愿铁岭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建设得越来越富庶美丽；同时，不断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认真贯彻习总书记关于传承好红色文化的指示精神，继承高崇民争取国家独立、统一、富强的遗志，发扬他追求真理、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为祖国早日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用家乡“五个文明”建设的成就告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朱佳木

2020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