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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如果以华盛顿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来要求袁世凯，会显得很过分。中国的文化背景、宗教背景以及现实的土壤，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很难产生华盛顿这样的人物；也决定了那时候的中国，不可能成为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美国。当然，美国的政治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独立战争结束之后，它同样也经历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动荡期。在这段时间里，人们争吵、结党营私，甚至黑帮卷入，陷入无止境的凶杀和争斗，但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初衷和理想一直不变--这样，在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运转之后，这个政治制度显示了它自身的纠正功能和完善机制，社会也安定下来，人们终于开始学会并习惯了按规则进行游戏和运转。

　　应该说，在武昌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袁世凯在处理与革命党的关系上，以及从清廷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都是做得相当不错的。袁世凯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忍让，也进行了妥协，并且以自己的过人的政治智慧和能力，将政治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充分地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谋略和手腕。袁世凯以一种和平的方式，兵不血刃地让清帝体面地退位，让百姓少受涂炭，让社会少受动荡，是值得肯定的。在与革命党的对抗中，袁世凯也最大程度地进行了忍让，委曲求全，顾全大局，最终实现了南北和平。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尽管袁世凯被乱七八糟的事情缠身，但袁世凯还是保持克制，努力适应社会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适应报章的嬉笑怒骂；适应政党如雨后春笋一样地出现；适应与持不同政见者相处；适应总统的话不再是金口玉言……在袁世凯看来，这一切都是社会转型期间不可避免的。袁世凯努力使自己以一个开放和清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毕竟，他算是这个共和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必须有雅量来应付各种局面。当各方面人士采取咄咄逼人的攻势时，袁世凯进行了策略上的谦逊和退却，对持不同政见者，甚至是反对派，表现得很宽容。有时候，袁世凯甚至表现出忍辱负重，颇下了一番工夫去争取各种势力的精诚团结，以期使国家发展有一个相对安定的好局面。比如说先后三次亲拟电稿邀请康有为进京就颇有代表性。

　　自戊戌变法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就与袁世凯一直有过节。在此之后，康、梁只要一有机会，便对袁世凯大肆攻击。辛亥革命爆发后，康、梁同样没有放弃对袁世凯的指责。南北议和时，康有为发表声明，认为袁世凯是为“窥窃神器”取代清廷，打算联络满蒙亲贵，推倒袁世凯内阁，控制中央政权。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康有为仍旧对袁世凯制定的一系列政策进行抨击，说袁世凯对英、俄窥视蒙、藏交涉不力，是最终使国家遭瓜分的“让地政府”，说善后大借款是“卖身为奴”等等。对于康梁的不断指责，袁世凯一直没有进行正面回应，而是孜孜不倦地进行笼络。袁世凯先是劝说梁启超回国，组织进步党参加“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从日本回国后，袁世凯立即给梁启超每月三千大洋补贴家用。梁启超要组织进步党，袁世凯一出手，就给了梁启超四十万。康有为母亲去世后，袁世凯抓住康有为不得不回国奔丧的机会，致电康有为示好，在电文中，袁世凯对于康有为进行了高度评价，邀请他回国主持孔教，充当精神领袖。此外，袁世凯还布置广东当局龙济光等，对康氏优礼有加，邀请康有为北上议政。对于袁世凯的盛情，康有为抹不下面子，当即复电表示谢意，但以母丧家难，婉拒袁的北上邀请。

　　袁世凯并没有顾及到面子问题，收到康有为复电的当天，又亲拟电稿，发去了第二次邀康北上电报。袁世凯从戊戌分别开始叙旧，苦口婆心地谈到当前的形势，认为“百废待兴，方思与天下之才共天下之事”，正是需要栋梁之才的时候，力邀康有为北上“论道匡时”。袁世凯一片苦心，让康有为有点心动，康有为当即复电，对袁之“搜岩访献，求治之盛心”万分感激，不过又一次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申明自己确实是有困难，不能北上。

　　八天之后，袁世凯第三次发出邀请电，再一次对康有为进行高度评价，恳请他出山“共赞”时局。康有为再次回电，表示感谢，诉说了自己不能应邀的理由，同时献上了“亲拜文庙，或就祈年殿尊圣祀天”、“令学校读经”的经国之策。袁世凯三次致电康有为，宛如一个民国初年的“三顾茅庐”版。应该说，作为颇有资历的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如此降低姿态，也算一件不容易的事。康有为虽没有接受袁世凯的邀请，但他将政治主张和盘托出，那就是，尊孔读经，救世拯民，将孔夫子的学说提高到宗教的地位。康有为的主张，对于朝代变更时期的人心安抚有一定好处，但这样的主张，对于社会大变革时期的中国而言，并不算什么灵丹妙药，只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回头看罢了。康有为对于现代社会的政治格局，还是没有深入的理解。袁世凯心里也明白这一点，但对于这样的老人，袁世凯要稳定局面，就必须尽力怀柔，最大限度地争取他们在道义上的支持。实事求是而言，无论是从文化、主张、性格以及行事风格来看，袁世凯与康有为是不相融的，这也决定了稍有风吹草动，两人之间必定会呈现裂痕，果然，袁、康的蜜月，亦仅仅短短的两年而已。不过在此之后，两人却同样以试图恢复帝制“殊途同归”，想一想，这真是一件令人费解，也同样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安抚康梁的同时，袁世凯还努力对其他方面的代表人物进行安抚，消除人们对新成立的中华民国的阻力。对当时最着名的“反骨”章太炎，袁世凯一直优礼有加。有一段时间，章太炎也被袁世凯的行为感动了，性情的他，到处说袁世凯的好话。有一次，章太炎酒后失态，在袁府上大吵大闹，袁世凯也好言相劝。对于一些能力较强、身体较好的大臣，袁世凯授予他们参政的名义，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他们当中有赵尔巽、李经羲、樊增祥、冯煦，瞿鸿禨、增韫、李盛铎、唐景崇、荫昌、联芳、宝熙、萨镇冰、于式枚、周学熙、李国杰等等。在袁世凯看来，这些原清廷的要臣，对社会都是有相当影响力的，必须得足够尊重才行。对于那些明显不适合民国政体的，袁世凯也一一安抚，比如说清朝的遗老遗少们载沣、那桐、世续，封疆同僚周馥、锡良等，也尊以“旧侣”(老朋友之意)称号，让他们享受充分的待遇。对已经出任民国高官的前清内阁大臣、边疆大吏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羲、张謇等，袁世凯也表现出极大的尊重，用人不疑。袁世凯还努力跟岑春煊这个老对头重修归好……政治从来都是妥协的产物，袁世凯所沿用的方式，明显地是旧时改朝换代的习惯，不过对于袁世凯来说，能做到这一点也相当不容易了。毕竟，以当时形势下各种势力的互相抗衡和抵犄，袁世凯为了争得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也只能这样了。

　　袁世凯的怀柔、妥协以及宽容，决定了袁世凯的共和制，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了不同阶层，不同派别的人，也决定了袁世凯所领导的中华民国决不是一种现代的政治制度，只是新与旧妥协的产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四不像”。这样的中华民国，更像是前朝政权的某种后续，而不是开天辟地的新时代。

　　等到袁世凯登场之时，那些对于美国革命颇有点了解的人，还真的从中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中，看到了某些相同之处，很自然地，就有很多人寄希望于袁世凯，把他当作是中国的“华盛顿”了。

　　1912年8月底，由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正式合并成立国民党，以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等为理事。这次成立大会，是经过袁世凯同意的，并且，袁世凯看起来对国民党成立一事，始终表现得很热衷也很积极。不仅如此，袁世凯在知悉孙中山将来京参加成立大会后，便向宋教仁要求与孙中山举行会谈。8月24日下午5点半，北京火车站礼炮齐鸣、鼓乐声声，稚嫩的童声唱起了欢快的歌声；总统府秘书长、国务院代总理及各部总长、参议院议长、议员、各党派、各界人士列队迎接孙中山。孙中山走下火车时，掌声雷动，人们纷纷挥动手中的旗帜。欢迎仪式之后，孙中山坐上了袁世凯那辆金碧辉煌的朱漆金轮马车，由三十位骑马的宪兵开路，从正阳门直入外交部街迎宾楼。迎宾楼是袁世凯为了欢迎孙中山特意下令用外交部办公室改建的。当晚，袁世凯亲自来到了孙中山下榻的宾馆，同孙中山进行会谈。这一次会晤，也是民国初年两大政治巨擘的首次见面。随后，另几位革命党人黄兴、陈其美、李书城等赶到北京，也受到了袁世凯的热烈欢迎。在北京的二十多天里，孙中山跟袁世凯共举行了十三次会谈。谈话都是秘密进行的，除了孙与袁外，只有袁世凯的秘书长梁士诒在场。两位政治巨头的会晤，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心，报章纷纷猜测会谈内容，想从各种各样的蛛丝马迹上，分析一些变化。人们希望这两大巨头通过这一次会晤，制定一些有利于古国变迁的良策，使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迅速地从纷争中平静下来，给新历史展示一个良好的开端。

　　这一番在京的多次会谈，双方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孙中山看来，袁世凯精明强干，为人谦和，思路敏捷而清晰，是一个栋梁之才。以袁世凯的目光来看，孙中山则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富有幻想和热情，意志坚定，精力充沛；但他的思维方式，却明显地不着边际，书生气太足，拙于行动。孙中山公开发表谈话表示，在当前的社会，要治理民国，非得具有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的人不可，袁世凯大总统正好是一个合适人选。孙中山表示，袁大总统应该练兵百万以强中国，而他自己，则愿意专门负责修铁路，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二十万里。袁世凯听了很高兴，当场表态授孙中山为筹划全国铁路全权，月薪高达三万元，并将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特别制作的豪华列车，拨给孙中山专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袁世凯还下令各地方官员，服从孙中山的指令，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热情接待，聆听教导。看起来，双方进入了一个蜜月期。某一天会谈之余，黄兴甚至还半开玩笑地动员袁世凯加入国民党。一直奉行“君子不党”的袁世凯微笑着拒绝了，袁世凯很委婉地说：“加入政党诚然不错，但现在不是时候。”不过，袁世凯还是指派赵秉钧等人加入了国民党。在内心里，袁世凯对于政党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后来在致安徽都督柏文蔚书信中这样写道：“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以袁世凯自己的理解方式，自己既然在总统的位置，那么，就应该坚守“不党主义”。

　　9月16日，袁世凯、孙中山以及黄兴共同制定的《政治纲领》以政府公告的方式颁布：一、立国取统一制；二、主持是非善恶之真公道，以正民俗；三、暂时收束武备，先储备海陆军人才；四、开放门户，输入外资，兴办铁路矿山，建置钢铁工厂，以厚民生；五、倡资助国民实业，先着手于农林工商；六、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七、迅速整理财政；八、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

　　《政治纲领》公布之后，举国为之振奋。在那些单纯的民众眼中，中国的未来一片光明，当前存在的诸多困难很快会迎刃而解。人们相信，如果这个纲领能够实施，不仅有利于结束全国分裂状态，实行国家的统一，而且，还能从发展基础产业入手，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

　　不久，时局的发展，让每一个兴高采烈的人感到了失望--蜜月很快就结束了；或者说，蜜月尚未开始，争斗便已开始了。人们很快发现，将这两个什么也不一样的人硬生生地捆绑在一起，实在是太难了。他们就像两只刺猬一样，是很难靠近的。虽然他们也曾为暂时的坦诚所感动，并且表达过自己的坦诚。但他们之间，太多的不同就像深深的鸿沟一样横亘在面前：主义、理想、观念、性格、背景、环境……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他们不可能联合在一起，而他们谁也不肯退缩和忍让。那个看起来堂而皇之的共同政体，很快，就不被人们当回事。无论是在朝之人，还是在野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