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大学教授杨华：中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祭祖与孝道(4)

　　朱熹不是腐儒，他制礼时向来讲求“礼时为大”和“通变实用”。在《朱子家礼》中，可以看到很多“从俗”的内容。例如，原始儒家中并没有焚香的仪式，这是中古时期佛教文化带给中国的仪式，但《朱子家礼》中在发引和虞祭时，都有焚香环节。又比如，《礼记》等文献中说，天子七日而后殡，停尸七月而后葬；诸侯五日而后殡，停尸五月而后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后殡，停尸三月而后葬。司马光、二程和朱熹都曾对这种久丧习俗加以反对，他们当然不好直接批评儒家礼书，而说这是世俗根据阴阳禁忌而择日的恶果：“盛夏之际，至有汁出虫流，岂不悖哉？”在《朱子家礼》中，对于民间流行的看风水、择葬日，他也没有过多反对，而是说“且从俗择之可也”。

　　《朱子家礼》还反对两件事。一是久丧。当时民间丧家常常把尸柩放在寺庙，交给僧人看管，往往经年累月，甚至数十年不葬。朱熹认为，这要么会被盗，要么被僧人抛弃，“不孝之罪，孰大于此”。二是厚葬。他认为下葬时只要用死者衣物把棺中“务令充实，不可摇动”即可，世俗恶习喜欢把金玉珍玩放置棺中，这既“启盗贼心”，又成为“亡者之累”。他一再强调要“相时量力而行之”，坚决反对为办丧事而破财、毁家、伤身。

　　《朱子家礼》在中国已流行七八百年了。明清时期，各地制作或刻印了多种《家礼》，乡村涌现出大量礼生，以帮人办丧事为业，实际都是以《朱子家礼》为蓝本的。这期间，当然还有佛教、道教，尤其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影响。今天，中国人的殡葬过程就是以《朱子家礼》为基础，同时融合其他元素的礼俗文化。中国人的所谓“老礼儿”，也是大致如此。各地殡葬习俗可能各有不同，只不过截取或者保留了这个文化中的某些部分而已。例如，各地都讲披麻戴孝，这无疑是上古和中古以来“成服”环节的变异；亲人亡故的讣告、慰问丧家的启状，在《朱子家礼》中都有固定写法，旧社会的媒体中还有所见。当然，今天也有大量的殡葬仪式与旧礼不符了，例如，花圈就不是中国原有的祭奠形式，在手臂上戴黑袖章也不是，开追悼会和念悼词也与中国古代的丧礼不同。至于今天通行的火葬，则更是佛教的殡葬形式，司马光、朱熹等人都曾大加挞伐，视为“不孝”。明清朝廷甚至立法，严惩焚烧亲人遗骸的不孝行为。

　　今天流行的殡葬仪式，已是儒、释、道、耶和民间信仰等多种元素的杂糅，要想再捍卫或者恢复儒家丧葬礼仪，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在生活节奏异常忙碌的今天，人们往往把丧事交给殡葬公司，即所谓“一条龙”服务。全世界都是如此，按照商业模式运作。但我认为，无论是丧家自己主导，还是由殡葬公司操办，都应当注意几条原则。第一，尽可能地保留和尊重传统老礼，尤其是那些无良的殡葬公司，不要自创很多无谓的庸俗仪式，以谋取钱财。第二，学习朱熹等儒家精英的丧葬理念，从俭从速，坚决反对厚葬久丧，反对大操大办。第三，要尊重亡人的意愿，提倡殡葬的多样化。火葬、土葬、水葬、林葬、天葬都应当尊重，值得提倡。第四，保护环境，提倡不留痕迹的自然葬法。目前最令人担忧的是，死者的骨灰都实行“固化”即水泥化埋葬。水泥墓穴的自然降解需要几百年，石制墓碑更是永久存在。目前各大城市周边，都被多个公墓陵园包围，这些无法消除的“亡人家园”已经到了与生者争抢土地的程度。从法律层面改变殡葬习俗，切实保护自然环境，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杨华主编，武汉大学2021年4月出版

《中国礼学研究概览》，杨华主编，武汉大学2021年4月出版

　　澎湃新闻：当下中国社会老龄化日益突出，家庭养老仍是主要的养老形式，社会也更提倡厚养薄葬。在养和葬的厚薄上，传统礼制有怎样的讨论？

　　杨华：中国传统孝道包括几个层次。第一是孝养，即在物质层面保障父母，让老人吃饱穿暖。第二是孝敬，即在精神层面敬重父母、顺从父母、娱悦父母，“无违尔志”。第三是“承志”，即在父母死后，继承遗志，光宗耀祖。儒家将其总结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前两个层次，老人都能感受到，享受到，但第三个层次则不然。人死后无感，他当然无从知道后人的所作所为，但孝子为什么还要“祭之以礼”，仍然要一如既往地继承遗志？

　　原来，这些针对先人的祭礼和孝行，并非做给祖先看的，实际是做给同辈和后人看的，目的在于“教化”。通过这些行为，令后辈今后也这样对待自己，而不是敷衍乃至欺骗自己。往大处说，令后辈努力上进，光宗耀祖，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中国历史上有多次外来宗教（如佛教、基督教等）入华，每当此时，常常被贬斥为“无君无父”，大受抵制。这是中国儒家精英的总结，也是下层民众的普遍认识。范文澜曾经总结说：“不论是统治阶级或被统治阶级，祖宗崇拜在意识形态里占惟一重要的位置，公认孝道是最高的道德，任何宗教所崇拜的神和教义都不能代替祖宗崇拜和孝道。这是历史上汉民族特征之一。宗教在汉民族不能生深根，宗法是起了抵抗作用的。”

　　孔门弟子中，曾子最讲孝道，他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对待祖先的态度实际上决定着当代社会的民风。《礼记》中说，荒废丧祭之礼是“倍死”，实际意味着“忘生”。我们认为，对死者的“追孝”，其根本目的还是要落实到对生者的孝行。如果父母活着时没有尽到义务，死后的丧祭之礼无论多么排场，也是徒劳。

　　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有很多关于孝道的行为规范和教化措施。其一，全社会有完整而细致的养老礼俗。比如，《礼记·内则》说，“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乡，七十杖于国，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问焉，则就其室以珍从”，老年人受到的优待逐年增加。七十岁致仕，七十以上不再为人服丧。六十岁提前一年准备送终之具，七十岁提前一个季度，八十岁提前一个月，九十岁提前一天。其二，平时孝子侍亲有一套礼制。例如，孝子随长者出行时要“必操几杖”，要循着老人的目光方向，随时备问。平时要早晚请安，让父母冬暖夏凉。父母健在时要保全己身，不登高，不临深，让自己处于危险就是“不孝”。父母生病时，要展现哀戚和节制享受，“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这些礼仪细节，不胜枚举。其三，历代的家训、家礼和乡规民约，都保证了传统孝道的传承不辍。所有家谱中都有关于孝道的记述和训诫，曾国藩家书就说：“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各地有大量的乡约，都强调定期聚会，互相督查，彰善惩恶，实际上通过邻里之间的臧否物议，把不孝行为抑制在萌芽状态。其四，古代还有很多教化措施，比如科举文本的学习、民间善书的劝诫、各种宗教的禁忌，都让孝道深入人心。

　　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古代有一些具体的法律条文，让“不孝”成为实实在在的罪行，使不孝子孙受到惩罚。云梦秦简《封诊式》和汉简《二年律令》规定，子孙杀死父母、打骂父母和祖父母，要枭首弃市。教唆他人不孝，也要判刑。《唐律》中有“十恶”之罪（谋反 、谋大逆、谋叛 、恶逆、不道 、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之罪，其中“恶逆”“不孝”“不睦”三项都涉及孝道问题，是绝不容赦的死罪。古代法律讲求“同罪异罚”，对亲人犯罪的惩罚力度，要超过对他人的犯罪。有几种现象是极大的“不孝”，一是“匿不举哀”（不报告亲人死亡而悄悄埋葬），二是“释服从吉”和“忘哀作乐”（在服丧期间褪去丧服悄悄享乐），三是“冒哀求仕”（为了做官而隐瞒亲人死亡），四是“服内婚嫁”和“服内生子”（服丧期间婚娶和生子）。另外，最让今人诧异的是，秦律规定老人只要申告子女“不孝”，官府就必须派人前往捉拿（“往执”），经过审问定罪后要处死（“谒杀”）。但是，有时候老人已经昏聩糊涂，没有理由地诉告子女“不孝”，于是汉代法律规定对之有所修订，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必须“三环（宥）之”，即在清醒时连续上告三次，官府才予受理治罪。总之，中国古代通过软和硬两方面的措施，使孝养落至实处。今天，我们有《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刑法》等法律，有遗弃罪、虐待罪和其他保护老年人的条款。但是，由于家内犯罪不易界定、不易取证，如果没有关于孝义的道德自觉、没有关于孝道的礼教内化，要在全社会提倡孝道、落实孝道，仍然有相当难度。

　　今天，中国早已进入老年社会，老龄事业正蓬勃开展。不过，全社会仍以家庭养老为主，代际关系的交流仍然在家内展开。在这方面，中国古代的孝养传统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薛瑞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