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磊：花一甲子研究孙中山思想(2)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电视进入千家万户，张磊又开始参与到电视纪录片的制作中。他先是参与了凤凰卫视《回首辛亥》的剧本撰写工作，后来又亲自出马，在广东电视台担任《档案解密》主持人，每周一次，持续3年，共拍摄100多集。由于深厚的学术积淀，及对时事政治的精准拿捏，他还曾担任凤凰卫视一档国际评论栏目的主持人，台词也由自己写。

　　花一甲子研究孙中山思想

　　两岸学术界话“天下为公”

　　“只有在确认史实后，才能进行分析、综合与判断，透过现象辨识本质。”张磊强调历史的严谨，反对通俗史书、影视作品胡说、乱说历史，以“翻案”为名混淆是非。

　　张磊告诉记者，自己的一生概括起来只有两句话：1950年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来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一待就是58年。从研究生开始，他的中心工作就是研究近代史，特别是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直到今天，他还在研究孙中山，一部《孙中山思想研究》，花了一个甲子来完成。

　　作为一名“30后”史学家，张磊经历过不同时代，学术生涯也曾几度浮沉。从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起，到1961年在武昌召开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研讨会，这段时期可以算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研究孙中山的首次高潮，张磊也恰在那时开始了孙中山研究。稍后的“十年动乱”期间，研究基本停顿。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解放思想”的大潮，社会科学迎来春天，孙中山研究也走向高潮：研究机构和学会相继成立，不同形式的成果纷纷问世，张磊和许多同行、同事也正是在这个阶段走向港澳台和世界。进入世纪之交，由于研究难度大、起点高及某种程度上重视不够等原因，孙中山研究有所委顿，令人忧虑。好在隆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活动时，孙中山研究得以再创辉煌。

　　作为研究孙中山的史学家，张磊也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广东省台湾研究会会长。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孙中山的各类学术会议在海峡两岸频繁召开，广东的研究人员也通过学术交流与台湾学术界乃至各界建立了友谊。张磊说，自己曾到访台湾10多次，还曾与国民党政要真诚地交流过意见。2008年，张磊以团长身份带领广东省学术文化代表团访问台湾，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欢迎，“因为我们举的是‘天下为公两岸行’的大旗。”他说，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社科界最早走向世界的，正是研究孙中山的团队。

　　张磊，生于1933年，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本科、研究生毕业，1958年开始在广州工作。历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广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孙中山研究会会长、广东省台湾研究会会长等职，兼任中山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和社会思潮史、特别是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研究。

　　其代表作包括《孙中山思想研究》、《孙中山论》、《孙中山评传》、《孙中山传》、《孙文学说：构建中国的理论先导》、《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孙中山文萃》等。

　　两次患癌仍坚持研究

　　很难想象，眼前这位精神抖擞的老人，曾经在2004年、2013年两次罹患癌症，通过手术，张磊两次逃过劫难。在手术后的恢复期，即使在医院里，张磊始终没有放下工作。但两次患病，也让老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听力，在采访的过程中，他多次提到，“你得说大点声，我才能听清”。

　　身体逐渐康复之后，张磊恢复了规律的工作时间。张磊说，“年龄的增长、疾病的发生，甚至是生命的终结，这些都是一个人要经历的必然结局，只有工作、理想，才能让生活充满意义。”张磊还开玩笑称：“科学研究不能拼命，科学研究要长命。我们这种工作没有所谓离退休，只要大脑仍旧运作，就可以认真、积极地完成项目。”他表示，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自己还要继续推出作品。

　　谈建设理论粤军

　　广东有着深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传统，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应该如何发挥作用？张磊提出几点建议。

　　坚持马克思主义

　　张磊认为，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主义，而是一门科学，给予我们立场、观点、方法，让我们去研究复杂的人类社会。我们研究的内容，也应该是对人民、对国家有利的。”

　　贯彻“双百”方针

　　张磊认为，要推动学术界发展，应该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应该鼓励开展科学的、善意的、积极的学术批评。”张磊坦言，如今学术界批评太少，难以形成通过批评互相促进的氛围。张磊认为，“批评的风气，在文艺界已经逐步形成，但在理论界却没有。”

　　培养研究队伍

　　张磊认为，当前广东社会科学研究，也处在“转型期”：一方面，原有的优势要保持，另一方面，也要开拓新的优势，使研究能跟得上经济社会的发展。

　　谈到人文科学，张磊特别希望能培养出新的研究队伍，接过上一辈的旗帜，进行开拓性研究。“孙中山研究，广东一直是重镇，但这种优势越来越不明显。我们这一批人，最年轻的也有80岁左右了，研究无以为继，让我和一些中大、华师的老同志感到很忧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