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明轩：宋庆龄指导我研究孙中山

　　今年是著名的孙中山研究专家尚明轩先生从事孙中山研究60周年，回顾他的研究之路，他和孙中山研究结下了难解难分的特殊缘分，先后著有《孙中山》、《孙中山年谱》、《孙中山全集》（2—4卷主编）、《宋庆龄传》、《廖仲恺传》、《何香凝传》等一系列作品，如今，年逾九十高龄的他，仍然每天坚持伏案工作半天时间，正在为完善新编孙中山全集而孜孜矻矻，夕霞奋耕。这种为研究历史而甘坐冷板凳的刻苦笃学精神，贯穿于他研究孙中山的一生。对于他来说，研究孙中山不仅是工作的需要，也是他一生的兴趣，更是他一辈子的理想。尚明轩研究孙中山还有一段特殊的因缘，他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一些疑难问题，得到了宋庆龄的鼓励和亲自指导。

　　近日，记者有幸专访了尚明轩先生，就宋庆龄如何指导其研究孙中山进行了采访。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和宋庆龄通信，通信内容主要有哪些？

　　尚明轩：上世纪70—80年代期间，我曾先后多次和宋庆龄通信，向她请教有关孙中山生平业绩等方面的问题，得到了她多次复函及关切指导。承蒙她赐予有关文献资料、仔细审阅我的书稿，还曾亲笔对我的文章做出纠正和增补、挥笔为我的书题签书名。总之，她对我从事孙中山研究工作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鼓励，使我受益匪浅，铭感万千之心永难磨灭。

　　我给宋庆龄的求教信札，是以一个普通研究工作者个人的名义（个别有经单位同意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或人民出版社名义）、循既往惯例给她发出的。信的主要内容大体是：求教有关孙中山生平的若干问题，请求审阅《孙中山》和《孙中山传》书稿，请她题签《孙中山全集》、《孙中山传》和《廖仲恺》三书的书名，请求会见，以及当面汇报工作中存在和需向她求教的问题等。她对我这个后学晚辈多次亲笔复信，答疑解惑，谆谆教导。

　　从1973年8月开始到1981年1月期间，我收到了宋庆龄的复函和来函共九封，这些函件，有她亲笔所书者，也有她秘书室代书者。九函之信封和信瓤儿原件均齐全，我视为重要的文献文物，一直善存珍藏着。

　　记者：这些通信解答了孙中山研究中的哪些史实问题？

　　尚明轩：关于孙中山和宋庆龄的结婚时间，以前有好几种说法，常见的有三种：1914年10月25日；1914年11月25日；1915年10月25日。为此，我向宋庆龄进行了询问。宋庆龄复函说：“我和孙中山先生结婚时间是1915年10月25日，在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办的手续，由和田瑞去东京市政府办理登记，我和孙先生各有执照一张。日本军阀入侵上海时，到故居打开保险箱，取走孙先生许多著作材料，连同结婚签名证两张一起运到日本（听说，后来几经周转，其中一张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她在信中还嘱告我，在写《孙中山传》中孙宋联姻一事时，“务使关于这件事和《誓约书》在事实上的一致。”

　　又如，关于孙中山一封电报从何地发出的问题也有争论，说法不一，我也向宋庆龄进行了求证。1918年夏，为祝贺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孙中山第一次给列宁发了贺电。据何香凝的回忆和苏联叶尔马舍夫著《孙逸仙》一书，都说电报是从上海拍发的，但也有人认为贺电是从广州拍发的。对此，宋庆龄复函说：“孙先生给列宁的贺电，是在上海由他拍发的。孙先生在广州时也给列宁通电、通信。可惜，宝贵的底稿都被陈炯明放火烧观音住所烧去。”

　　再如，1922年到1923年间，孙中山和廖仲恺同苏联代表越飞进行过会谈。但会谈的时间和经过，各书记载都有不同，以何为准？宋庆龄复函说：“孙先生1923年在上海故居的秘书室内见过越飞，即Joffe，是列宁的代表。接见数小时之后决定（为）避免租界上各派系中对革命的危险，并决定派廖仲恺先生约越飞到日本会谈，约在日本热海讨论问题，洗硫酸浴以治疗风湿症。他们分别赴约会地。在那里，他们可以自由地相约相见并多次讨论。廖仲恺先生去了约一个月。”“此外，以后在桂林北伐时，列宁又派一位亲信和孙先生讨论问题。讨论材料，孙先生派人送交廖仲恺先生，嘱他看后即烧掉。但廖先生看后放在他财政部保险箱内，被陈炯明打进时拿到后就发表（了），以为是孙中山卖国材料，发表登在各报。陈炯明命令刊登细节，广泛宣传，作为孙中山出卖国家的证据。按照我的记忆所及，每个字印有酒杯那么大，登在上海各报。那天早晨，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类报纸的人，当即拿给孙先生看，他和汪精卫正在图书室里（孙先生已离开永丰兵舰在上海了）。”

　　为了使我便于了解孙中山的生平活动，宋庆龄在复函中还随函附寄张猛著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言行》一文。复函曰：“张猛所写回忆，每一个字都是真实的，人们听到关于孙中山先生某些事是不真实的。如澳门的富丽住宅并不是孙中山的，而竟作为‘孙中山故居’在向旅游者介绍，它实际上是孙科在广州（任）市长时建造的，而孙先生从未看到过，更不可能说他住过。”

　　上述这些函件，都是罕见史实的披露和表述，对“孙学”研究的解惑和匡误纠偏、钩沉索隐至为重要。

　　记者：除来往函件之外，宋庆龄指导您研究孙中山还有哪些方式？

　　尚明轩：1978年10月间，我们担负的孙中山研究各项课题初步告一段落，合作者合议去拜谒宋庆龄，向她求教，我们便以近代史研究所名义写专函请示。她复函曰：“阅您所11月22日来信，请代致谢意，感谢您们担当一项重要工作，开始编写《孙中山年谱》、《孙中山传》、《孙中山全集》等。目前，我正患严重感冒，不能见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们，这是引为遗憾的。如有任何问题或疑难之初，请书面提出。”

　　稍后，我将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写成书面材料，并附再次请求拜谒一函，交给她秘书杜述周转呈。1979年5月初，杜述周告知我：“首长约在10日下午同您会见，谈话时间最好不要超过一小时。”这样，宋庆龄会见了我。我把孙中山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向她作了汇报，她慈祥和蔼地就我书面提到的孙中山北伐及同李大钊会见等问题简要地作了回答。

　　宋庆龄雍容大方、平易亲和，她对一介书生的亲切和蔼、谆谆话语，使我深受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