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辛亥革命“和局”有重要借鉴意义

　　《1911中国大革命》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新近推出，正如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研究员王杰所说，本书的特色有三：一、以1911年为横切面，展示宏大的“原生态”的历史场景；二、以“温情与敬意”的笔调描述伟大的革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三、以有“戏”（细节的描述、心理的窥探）、有“说”（背景之剖解、史实之论辩），可读而非坊间俗野之“戏说”，与那般借卖历史以肥身之学术流寇，有别天渊。

　　记者通过采访现场专家了解到，本书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将这场革命的“历史意义”与其耗费的“历史代价”进行比较，指出它是多种政治势力互相妥协的结果，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袁世凯还是清王朝权贵，都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让步，最后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了清王朝消亡，民国成立。“中国大革命”以最小的代价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转折点，开启中华民族重建现代化的探索历程，对这个“和局”的再审视无疑对后人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学者杨早认为该书的特异之处概括起来不外乎二端：一是尽可能“以宽容的心情对待每一条历史记录”；二是尽量发掘辛亥革命中的正面资源。

　　马勇认为，辛亥革命的前半场确实是按照法国大革命的剧本在演出，孙中山等先行者经过十几年艰辛奋斗，终于将“一个人的革命”演化成全民族觉醒，只是当武昌起义爆发后，特别是当清政府阵前换将，起用袁世凯执掌朝政，南北对峙一下子由满汉之间的种族冲突变成了汉人之间的对决。辛亥革命后半场放弃了法国大革命的老套，在经过短暂和谈后，南北握手言欢，清帝退位，五族共和。

　　辛亥革命不是必然

　　结束帝制是必然

　　广州日报：写《1911中国大革命》的初衷是什么？

　　马勇：讲到辛亥革命，大家一般情况下都会贴上一些固有的“标签”，所谓的“正派”、“反派”、“中间派”。比如说我们对清王朝这样一个印象，就是一个负面、反动的形象，它的迂腐、落后，它的僵化导致了它的覆亡，最后被革命所推翻。但是在我看来，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并没有在最后的时刻，鱼死网破地破坏这个国家，而是接受了现实，坦然地让步，这也是一大智慧。

　　广州日报：如媒体所说，您这本书是重构辛亥革命的脉络的新书，辛亥革命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马勇：辛亥革命的发生在过去叙事当中讲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就是推翻帝制、走向共和。但是从大历史的层面来讲，中国2000年的帝制，最终要走向共和。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法国给全世界一个引导性的作用就是帝制一定会终结、民权会兴起，人民当家做主的日子一定会到来。如果当时的政治改革当中，不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不是出现几个偶然性的问题的话，可能辛亥革命不会这样发生。它也许未来会发生，但是不会在1911年那个时间当中去发生。本来在1911年之前，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已经是有条不紊地在进行。到了1906年，清廷宣布预备立宪，这是宣布了立宪的日程表，从1906年开始，要达到日本君主立宪的水平。1906年之后，每年做什么东西，每年怎么做，清廷都有一个很好的日程安排，到了1908年的时候，清廷就宣布了签订《宪法大纲》，这个表明了中国本来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清王朝能够迅速

　　和平地结束真不容易

　　广州日报：辛亥革命发生之后革命派、保皇派和维新派究竟是怎么处理这个结果的？

　　马勇：到了“武昌起义”发生以后，请袁世凯出山，袁世凯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过去怀疑他玩两面派，把这个事情当成生意去做，去索取这个权益，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值得我们敬佩的是立宪党人，在该改革的时候，他们改革。但是当他们发现改革不是中国可以走通的路的时候，这些立宪党人，也很快地转向了革命，转向了共和。这些人是中国社会的中坚，立宪党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中产阶级，他们是社会的楷模，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这些人很值得敬佩。如果没有立宪党人、各省咨议局的配合和支持，辛亥革命绝对没有后来的成果。

　　还有一股力量就是军队。从完整意义上来讲，军队职业化、国家化，他们对国内事务不介入，这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但是辛亥年的新军，他们在这一点上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国内新军不能介入的时候，他们选择了民主共和的介入，君主立宪不可能达成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了别的道路。

　　最后一个，100年之后我们回望一个王朝，不能不说我们一个王朝的建立很不容易，是几千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那大清国的建立也不容易。我们讲“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个时候汉人抵抗，也是流血。我讲这个历史，不是给清政府对平民的屠杀翻案，但是一个王朝的建立不容易，一个王朝的结束更不容易。一个大清国，哗啦啦在一天时间宣布没了，而且能够这样和平地结束真的不容易。

　　辛亥革命的最大启示是“共赢”

　　没全照法国大革命走体现中国智慧

　　广州日报：能谈谈你眼中的辛亥革命和具体的教训及启迪吗？

　　马勇：辛亥革命的目标，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来说，毫无疑问是要模仿美利坚合众国的政治架构重建中国政治体制。但辛亥革命的政治手段，从孙中山开始闹革命起，就是刻意模仿120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要用暴力手段打碎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这个主张当然没有错，这是革命者的权力，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不惧牺牲，一次次失败，依然一次次继续，用武装暴动为中国营造了巨大动力。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强调清廷在最后十几年确实有过一些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的话，这个改良和进步的动力，不再是列强的压力，而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压力。换言之，辛亥革命是发自中国社会内部需求的一场革命，因而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代政治就是一个妥协的协商过程，辛亥革命留给中国留给人类的最大启示，就是中国人用最古老的智慧“不战而屈人之兵”，共赢双赢。我们今天隆重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其实更应该用一种温情和敬意去公平地看待辛亥革命每一方的参加者。

　　广州日报：让我们耳目一新的是您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并认为它超越了法国大革命，是中国智慧的最高体现。这怎么理解？

　　马勇：辛亥革命模仿法国大革命，这是学界的共识，因为孙中山的目标就是推翻君权、恢复民权，法国大革命就是如此。中国前半部分遵循这条道路，但后半部分没有按照法国这样走，这是中国智慧的体现。

　　我认为辛亥革命最要强调的一点是，不论是清政府、新军将领还是革命党人，都把战争控制在有效的范围内，将政治斗争还原为谈判。比如江苏巡抚程德全，是第一个从清廷退出来又能成为民国都督的人。当时上海已经光复，革命军到苏州拜会他，他说，光复没问题，但是不能惊动人民。战争有时候要适可而止，这个标准就是人民的福祉。干吗一定要让人民流血呢？

　　另一个例子是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的北方军为了压制南方，打了3天，当时完全可以乘胜追击，踏平武汉三镇，但是袁世凯不同意，特意电话通知冯国璋按兵不动。因为武昌是当时国内贸易的中心，如果继续打，不仅毁了商业，也涉及各国在华利益。各方的将领都是这个原则。

　　而且我写的时候隐隐约约觉得，这是给未来中国政治可能发生的变革一个警醒。我觉得中国还是应该继承我们民族当中“知进退”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