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家有:朱执信是值得永恒纪念的革命家(5)

辛亥革命网 2011-08-11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晓勤 余少镭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回顾辛亥革命诸多伟大人物,我们可以发现,广东人朱执信是比较特别的。他在辛亥革命中做出很大努力,比如黄花岗起义,他参加选锋队血战

     南都:他的弟弟朱秩如说他“常以殉国殉民为己任”,你觉得他最终的革命目标是什么?

     林家有:他的目标还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现中国独立、民主、富强。所以他还是个民主主义者,如果超出这个目标,按何香凝说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何香凝在《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一书中说:“如果他(朱执信)还健在,他很可能是坚决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爱国运动时期,是朱执信一生中著述最多的时期,他的论著已包含着一些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有些观点甚至已接近或达到马克思主义者的水平。朱执信死于1920年,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之后的事我也不能推测,只能说他是较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但其实从宣传来说,他的理解还是非常肤浅,不是说对马克思非常了解,就是介绍一下,但他的确是重视工农的。

     南都:提到他的死,朱执信究竟是怎么遇难的?

     林家有:1918年5月4日,孙中山在陆荣廷、唐继尧等人逼迫下,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孙中山、朱执信为了反对军阀统治,策划援闽粤军回粤,驱逐桂系夺取广东。陈炯明回广州以后,桂系的军队一败再败,纷纷溃散。其中虎门很重要,桂军第三旅旅长、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脱离桂军,宣布独立,此时由邓钧率领的东江民军,在邹鲁的策动下也攻入虎门,要收缴桂系军阀冯德辉降军枪杆,桂军不干,降军与民军势同水火。双方都要求朱执信出面调停。朱执信认为,降军和民军都是为了驱逐桂系军阀,不应发生内讧,准备前往。此时革命党人指出降军内部情形复杂,必须慎重从事,以防意外,力劝朱执信不要前往。朱执信坚信,只要对大局有益,不必计较个人安危。于是,他于1920年9月21日与何振由虎门沙角炮台到龙溪,约请邓钧商议,邓钧约朱执信与何振到东校场邓营会见商议处置民军与降军的枪械问题,但就在朱执信与何振准备离开之时,冯德辉所部忽然反攻,包围了民军,枪弹如雨,朱执信被乱枪击中多处,不幸遇难,年仅35岁。

     南都:他死后孙中山等革命同志如何评价他?

     林家有:孙中山说他是“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执信牺牲我如失去左右手”,“我党失此长城”。此后孙中山多次称赞朱执信“乃革命中之圣人”、“中国有数人才”、“最好的同志”。陈独秀以挽联的形式高度评价:“失一执信,得一广东,得不偿失;生为人敬,死为人思,死犹如生。”胡汉民这样评价他:“执信先生生平不晓得一个‘险’字,只晓得主义,只晓得猛进。”朱执信的突然过世,使得孙中山失去军事上一个重要依靠,使学习军事的蒋介石在孙中正面前地位不断提高。孙在给蒋的电文中提到:“执信忽然殂逝,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而又过之。”1922年陈炯明兵变之时,孙中山又叹道:“如执信尚在,竞存(陈炯明)当不至此。”

     1920年12月15日,护法政府将朱执信的灵柩运回广州。第二年1月16日,葬于广州驷马岗(今先烈路)。当时送葬者3万余人,灵柩下葬时,朱夫人扑向冢中殉节,孙中山以身掩护,胡汉民也晕倒过去。送葬者哭声震天,场面极为悲壮感人。

     南都:执信中学也是胡汉民为了纪念朱执信而建的吗?

     林家有:他死后,孙中山倡议兴建纪念朱执信图书馆、学校,后来胡汉民等人亲自负责这个事情,筹集资金,于1921年10月10日建立执信学校(今执信中学)。1923年,朱执信殉难的地方———东莞县(今东莞市)虎门镇太平街也立碑纪念,现被扩建为执信公园。广州驷马岗的朱执信墓庄严肃穆,气势非凡。后因地势较低,受水浸,并发现有白蚁侵蚀,于1936年迁葬于执信中学校园内,驷马岗墓成为衣冠冢。陈炯明、胡汉民等人死后并没有这样的纪念,可看出当时国人对朱执信的敬仰和爱戴。

     南都:你是如何评价朱执信的?

     林家有:我对他的评价比较高。朱执信确实是个精英分子,是知识分子的典范。他有爱国心,有民族情感,正因为这样他才走上革命的道路。走上革命的道路之后,他甚少考虑个人问题,为人清廉,遇事热心,无私无畏,只讲奉献,不求索取。他对辛亥革命,对广州的和平光复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一位值得永恒纪念的革命家和爱国知识分子。

  林家有,广东廉江人。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孙中山研究、近代中国政治与思想史研究。专著有《文武兼备的革命家——朱执信》、《辛亥革命与少数民族》、《辛亥革命与民族问题》、《孙中山振兴中华思想研究》、《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道路研究》、《孙中山与近代中国的觉醒》、《政治·教育·社会——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考察》、《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审视》、《共和·民主和富强——孙中山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历史选择》、《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的觉醒》及其他合著十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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