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往开来的文化守望者冯天瑜(2)
辛亥革命网 2011-06-13 00:00 来源：楚天金报 作者：饶超 查看：
冯先生治文史近三十载，不仅享誉学界，而且早已闻名社会。然而，他始终谦称自己是“一个未敢懈怠的施工匠人”。他时常与国内的学界同人切磋探讨，还利用一切机会与国外学人交流心得。
在纵横交流的同时，冯天瑜不忘积极扶持后学。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萧放回忆说：“我们很早就称他为冯先生，在我们这样的时代，称这样年轻的老师为先生，极为少见。”
当前学术界，自认为学问大，情不自禁傲慢待人的学者大有人在。但著名作家方方对比后发现：“这些都与冯先生的广博、透彻和理性以及永远的谦逊、包容和平静，形成很大反差……认识冯先生这么久，他一直都是我心目中敬仰和钦佩的人……我想，真正的大家，应该是冯先生这样的。”
赤子之心：学术应当服务人类
在强调科技和经济的今天，人文学科成为不起眼的冷门，古代文化的研究更是如此。然而，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分离，以及科学文化压倒淹没人文文化，却是人类正在患着的“现代病”。它使人们长于工具理性，精神上却无所皈依，在滚滚红尘中泯灭了灵性，以至于正义感、使命感、公德心、自尊心低落，成为物质上的富人和精神上的贫儿。一些人为了名利，不惜自毁形象恶意炒作，正是这种问题的突出表现。
作为一名文化守望者，冯天瑜对此忧心忡忡。他大声疾呼，呼吁在大学教育中重视科技与人文的统一，为克服“现代病”寻找良方。近年来，武汉大学已经在包括理科在内的各院系开设了人文学科课程，举行人文学科及社会科学系列讲座。不仅吸引了文科学生，理科学生也趋之若鹜。引导学生德业双修，把掌握专业知识和树立高尚人格有机结合，冯天瑜认为这是大学的天职。
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青年马克思在谈及自己的学术志向时指出：“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应当将自己的研究为人类服务。”然而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又总结了另外一种治学精神，即“为学术而学术”。针对两者的分歧，冯天瑜指出后者重点强调的是治学态度，即学者不能因为自己的好恶和需要而改变学术的本来性状，但前者才是学术研究目的。真学问“有益于天下”、“服务于人类”，冯天瑜是这样认为的，也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谈到当前的国学热，冯先生转赠了两段古人名言，给有志于研习传统文化的学子。第一段名言是清人姚鼐的：“余尝谓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第二段名言是北宋大儒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冯先生说：“愿以这两段名言，与诸位共勉。”
荆楚史学从张之洞到辛亥革命
出生于湖北红安的冯天瑜，长期致力于湖北地方史和乡土文献领域的耕耘，与人合著《辛亥武昌首义史》，后又出版《张之洞评传》，对近代以来湖北地方经济、文化、政治变迁作了个案探讨，并与中国文化转型的宏观研究相照应，从中发掘湖北精神。随着辛亥革命百年庆典日益临近，武昌作为首义之地备受关注，目前冯先生正倾力于武昌首义的相关研究。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冯先生保存的照片有一张张之洞的画像，那是他亲手创作。原来，他从小酷爱阅览小人书，并养成了临摹作画的习惯，如今练就了深厚的速写功底。在他珍藏的作品中，不仅有杜维明等当代文化人的速写，还有一张张之洞的画像。这幅画不同其他，被特意涂抹了色彩，可见他对张之洞的感情。
张之洞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出任湖广总督，此后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晋擢体仁阁大学士、授军机大臣以前，曾两次短期署两江总督，一次入京编纂学堂章程外，一直督鄂。张之洞“视鄂为第二故乡，视鄂事如家事”，在湖北做了一番引人注目的事业，此为湖北和武汉至今乐道。冯天瑜作为湖北红安人，对张之洞感情很深。但作为作风严谨的学者，他在《张之洞评传》里却公允评判客观公正。
2011年辛亥革命将迎来百年之祭，武昌作为首义之地自然备受关注，冯先生积极发挥自己的学问特长，为迎接盛典弘扬荆楚文化做出莫大贡献。他仔细梳理了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的原因，认为首义与湖北成为后期洋务建设的中心地区相关，与湖北民族资本的形成有关，更与湖北革命党人艰苦卓绝的发动工作有关，是湖北党人的胆略、献身精神和脚踏实地的活动铸造出来的。
冯天瑜：1942年出生，湖北红安人，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文化史方向博士生导师，1986年被国家科委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2年剑桥国际传记中心颁发“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证书。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地方史研究，著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辛亥武昌首义史》等书。2010年11月16日，中共湖北省委命名表彰首批“荆楚社科名家”，冯先生名列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