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金冲及：辛亥革命是一次了不起的巨变(3)
辛亥革命网 2011-04-11 00:00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李庆英 查看：
如何认识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理论周刊：近年来，有人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提出了质疑；有人甚至在网上炒作孙中山到底是“爱国者”还是“卖国者”的问题，认为他并不“伟大”，也不那么“爱国”。您对此怎么看？我们该如何看待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呢？
金冲及：对于这些问题，需要结合近代中国的历史情况加以分析。
人类社会始终处在不停息的变革中。应该采取暴力革命还是温和的改革，不能从抽象的原理出发来判断，而是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具体历史条件。一般说来，后者是它的经常形式，前者是它的补充形式。
千百万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自我牺牲奋起革命，决不是少数人所能任意鼓动和制造出来的，总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也不会因为有些人宣布同它“告别”而不存在，或者降低它的历史价值。
辛亥革命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可以说是迫不得已的。第一，当时中国面对的社会矛盾特别尖锐，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悬于一线，使那时的爱国者产生一种特别急迫的心情，不得不奋不顾身地投身武装起义。第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人民在内部没有民主权利，清政府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改革，使任何温和的办法都不能得到结果。这迫使他们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拿起武器。第三，中国是一个富有人民革命传统的国家，有这样的传统和没有这样的传统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些原因，革命是不会发生的。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中国的民族英雄。他的遗嘱中写道：“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中也写道：“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大概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在革命进程中，当革命力量处于极端困难时，为了集中力量击败主要的敌人，他在国际交往中也作出过某些妥协和让步。这样做对不对自然可以讨论，但不能由此得出他“不那么爱国”的论断，正如不能指责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中作出的妥协和让步是“不那么爱国”一样。这里令人想起毛泽东说过的另一段话：“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当前该如何深化辛亥革命研究？
理论周刊：在我国，学界大规模地研究辛亥革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当前该如何深化辛亥革命的研究？
金冲及：1961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学术讨论会，是新中国成立后近代史学界一次规模很大的全国性学术会议，吴玉章、范文澜、李达、吕振羽、吴晗等前辈学者出席了会议，对辛亥革命研究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夜，听说夏衍要拍电影《秋瑾》，江青说：“怎么？现在还要宣传国民党？”这样，辛亥革命研究的处境自然十分困难。可是，不少学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仍在潜心搜集资料，默默地从事研究工作。“文革”结束后，每隔十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的大型学术讨论会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学术盛会，大大推动了辛亥革命研究。30年来，发表有关论文近万篇，出版的有关历史资料和研究著作达数百种。研究的深度也有目共睹。那么，到了今天辛亥革命是不是已被研究透？自然没有。问题在于如何深化对辛亥革命的研究？
我想，最重要的是要把辛亥革命放在近代中国特别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嬗变的宏大背景下来考察。也可以说，研究对象不仅是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的全过程，而且应该包括辛亥革命时期整个中国的历史。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在前所未有的剧烈转型期。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和内外环境发展到这个阶段的产物，又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们就需要有更宽广和长远的眼光，把辛亥革命从整体上看作近代中国社会大变动中承上启下那一个重要阶段来考察。
这里涉及史学领域内议论得很多的政治史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关系。政治史当然是重要的，不能够因为提倡重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就放松对政治史的研究。但是，只注重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而忽视其它方面，确实远远不够。如果不能把重大政治事件同当时内外环境和社会结构、民众心理嬗变的宏大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如果不能对导致政治事件发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原因作出深入的剖析，便不能对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有深刻的理解。而且，辛亥革命那样的历史性巨变，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表现在社会生活和民众思想的方方面面，都应该有更深入的研究。
理论周刊：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