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精神永放光芒(2)

　　(一)新民启蒙与少年中国

　　近代中国大地呈现列强割据、满目疮痍的悲惨局面，这犹如梁启超先生在其作著的《变法通议》中所描述：“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这段著名文字记载所谓的“老大帝国、今渐澌灭”的状况。梁公身在其中，目睹清廷垂朽，列强分割，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而义愤填膺，大声疾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号，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以后同样的感叹声音又发自李大钊、鲁迅、钱玄同、林语堂等人，林语堂在他撰写的《中国的国民性》文章的开场白中，就说了一句绝大多数中国人都不服气的屁话：“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样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实际上林语堂说了一句不是“唱诺、磕头、请安”的大实话。中国在君主专制政体统治下，经过那么漫长而沉重的因袭重负，几千年来，中国人从幼年时起，头脑就不断被灌输着“三纲五常”这一套封建伦理观念，并且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当时的中国人在这种制度下，必须诚惶诚恐地遵守所谓的等级“名分”，不允许有丝毫逾越。所以讲中国要从如此沉重的精神束缚中摆脱出来，如果没有辛亥前期的新民启蒙教育，没有辛亥志士的浴血捐躯，中华民族要从封建镣铐中获得自身解放，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谓的“新民”两字，是取古书《大学》上“在新民”，及古籍《汤诰》上“作新民”的意思。在新民启蒙时期，梁启超曾自称为“新民子”他积极倡导“新民之道”，主张“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以建设中国一种新道德、新思想、新精神”。当时梁启超就曾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了许多时论文章，他说：“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造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当时的新民早期教育启蒙开智了国人被“三纲五常”所禁锢的腐朽思想观念，为此我国史学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开始。当时的改革维新派人士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戊戌六君子”为国殉难，他们不怕死的浴血精神，教育并感召了后继的革命者们，这六位革命先驱者于1898年9月28日在北京菜市口惨遭杀害。梁启超先生在他撰写的《谭嗣同传》一文中，记载了当年戊戌变法失败后的一些情境，“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数辈苦劝君东游，君不听。再四强之，君曰：‘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于难。君既系狱，题一诗于狱壁曰：‘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盖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斩于市，春秋三十有三。就义之日，观者万人，君慷慨神气不少变。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君呼刚前曰：‘吾有一言。’刚去不听，乃从容就戮。呜呼，烈矣！”，后来通过了辛亥浴血的前赴后继、捐躯奋战，中华民族才逐渐从觉醒迈向觉悟，而中华民族真正觉悟的标志却是北京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真是那场轰轰烈烈的“五四”学生运动才使得老朽衰败的中国，犹如老树逢春一下子变得青春少年了。当时，“五四”诗人康白情先生乘船离开上海时（注：康白情先生曾参加过“少年中国会”），就曾深情吟诵了一首《别少年中国》的诗句：“黄浦江啊！你底水流得好急呵！慢流一点儿不好么？我要回看我底少年中国呵！……酬我青春泪，对你们辞行：我的少年中国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底兄弟姐妹们呀！愿我五六年后回来，你们更成我理想的少年中国！我底妈呀！我底婆呀！愿把我青春的泪，染你们底白发，愿我五六年后回来，摩挲你们青春的发呵！”在这些感人肺腑的话语中，我们仿佛看见了当时一缕振兴中华的“少年中国”金色朝霞，已经从东方的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二)新民觉醒与辛亥变革

　　近代中国社会经过新民启蒙思想的传播，从严复的《天演论》到孙中山的“大同思想”逐渐开始深入人心。严复是中国近代重要的启蒙思想家，他于同治六年（1867年）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毕业后赴水师“建威”舰实习。光绪二年（1876年）被派往英国海军学校学习，同期赴英的同学中，包括后来在甲午海战中的将领刘步蟾、林永升、方伯谦、萨镇冰等十数人。严复学成归国第二年（1880年），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水师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任总办（校长），后来还曾一度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894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这对严复产生了很深的刺激。当时他在自己写的一篇题为《救亡决论》一文中疾呼：“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要‘变法’必须取西方知识的精华，拿来促我。”于是他着力翻译西方新思想、新知识的著作，其中英国学者赫胥黎所著的《天演论》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本书籍。赫胥黎的《天演论》原书共计五篇论文，而严复所译仅仅是其中两篇，但就是这短短的两篇文章，给当时以及后来数十年间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和世界观。梁启超读后称之曰：“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后来鲁迅的许多文章中也闪烁着《天演论》的思想。早年的毛泽东在一段时间里，也对严复的翻译著作花过很大一番苦读功夫，后来毛泽东曾经说过人们很熟悉的名言：“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以及“人定胜天”的思想，我们在《天演论》里，都能找到相近的言辞，如：“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与天争胜焉，固不可也……百年来欧洲所以富强称最者，其故非他，其所胜天行，而控制万物前民用者，方之五洲，与夫前古各国，最多故耳。以已事测将来，吾胜天为治之说，殆无以易也。”在中国新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1949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他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著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自从一八四Ο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尤其是自严复和孙中山对中国走向开明共和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严复自1898年译出赫胥黎《天演论》之后，至1914年又译出耶方斯的《名学浅说》、亚当·斯密的《原富》（今译为《国富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今译为《社会学原理》）、约翰·穆勒的《群已权界论》（今译为《论自由》）、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今译为《论法的精神》）、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密克的《支那教案论》和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部名著。正是通过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使得当时许多中国旧知识分子感悟到严复所译《论自由》“民主与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氛围，知晓了“社会之好恶，抑社会强有力者之好恶”，“夫弱肉强食，一群之内，民之所患无穷，不得已奉一最强者，以压无穷之猛鸷。不幸是最强者，时乃自啄其群，为虐无异所驱之残贼，则长嘴锯牙，为其民所大畏者，固其所耳。故古者爱国之民，常以限制君权，使施于其群者，不得恣所欲为为祈向。其君所守之权限，其民所享之自由也。”严复通过约翰·穆勒的《论自由》如此精辟的论述，启蒙教育了古老帝国四万万“留辫臣民”，让臣民摆脱其精神束缚，自觉走“革”封建帝国之命，从而让自己获得“新民再生”的光明前途。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成为了新民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个大同世界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和谐社会，孙中山先生曾经把大同社会称之为“新共产时代”，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有共用”，到了这种地步，一切都以“天下为公”了，对此列宁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也说：“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时，李大钊先生也特地为他撰写了一幅212字的长句挽联，上联为：“广东是现代史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孵育萌兴于斯。先生挺生其间，砥立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陶新涤旧，揭民族大义，屹然再造乾坤。四十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血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下联为：“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而来。吾党适丁其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振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秉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厥成大业慰英灵”。这幅长联歌颂了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丰功伟绩，表达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奋发向前的继续革命的英勇精神。

　　(三)新民教育与振兴中华

　　137年前（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先生怀抱救国大志，联络了20多位关心祖国命运的华侨人士，在檀香山的火奴鲁鲁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秘密的反清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了兴中会成立宣言，该宣言中明确提出民族危机严重，号召爱国志士团结奋斗，实现“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中也有一段简短而撼人心灵的疾言：“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就是这句著名的“振兴中华”口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们前赴后继，继往开来。在这跨越了两个世纪的传承接力中，“新民教育”始终成为这个攸关“振兴中华”之举措的重要法宝，它历经我国数代先贤哲人的薪火相传，激励奋进，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如前所述龚自珍、梁启超等人开了“新民教育”的先河，梁启超在其所著的《释新民之义》一文中说道：“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所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1895年10月26日（夏历九月九日），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人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由于起义之前已被清政府广督谭钟麟知晓，起义失败，陆皓东、程奎光等数十余人被捕被杀。这次起义失败后，清政府通缉抓捕孙中山等多位革命党人，从此孙中山剪发改装，流亡海外16年。孙中山在海外流亡期间，仍在伦敦的《双周论坛》上用英文发表了《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等文章，深刻揭露清王朝的黑暗腐败，他提出：“要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建立一个贤良政府，由地道的中国人来建立起纯洁的政府”。为了加强革命宣传工作，1899年，他又派陈少白去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在革命思想的感召之下。当时的中国逐渐出现一批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也在上海、东京和香港，以及南洋、美洲等地，创办了120多种报刊，出版了大量的小册子宣传革命。最早的是1901年创办于日本的《开智录》、《国民报》等。在国内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中，涌现出许多宣传家，最著名的是章炳麟、邹容、陈天华。章炳麟在1903年6月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引起国内轰动。他还在上海的《苏报》上著文，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称该文“为义师先声”，备加推崇。邹容在上海《苏报》案章炳麟被捕入狱后，勇于挺身投案，死于大牢之中。陈天华积极参与编辑《游学译编》、《新湖南》等革命书刊，大力宣传民族革命。在他所写的大量反清反帝文章中，以《猛回头》、《警世钟》影响最大，他以炽热的感情、犀利的文笔和通俗透辟的道理，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阐明民主革命的道理，指出清政府已经是“洋人的朝廷”，号召用革命手段推翻这个政府。秋瑾在《中国女报》发刊辞中慷慨陈词：“吾今欲结两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速进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筏，为暗室灯，使我中国女界中放一光明灿烂之异彩，使全球人种，惊心夺目，拍手欢呼。无量愿力，请以此报创。吾愿与同胞共勉之！”在革命思想的鼓动下，各地又象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许多群众性的教育学会，如江苏的励志学会、知耻学社、强国会，四川的公强会、华阳阅书报社、公德社，上海的锐峻学社（注：该学社是由秋瑾在上海虹口区四川北路祥庆里一幢旧石库门民宅里创办，并出版发行了《中国女报》等革命刊物）、旅沪福建学生会，福建的益闻社、文明社，江西的易知社、自强学会，安徽的爱国会、岳王会，广东的群知社，贵州的自治学社，云南的誓死会等。这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教育运动，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1919年7月1日，李大钊和王光祈发起组建“少年中国会”，以及邓中夏等人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建的“新民学会”等，都是为了传播辛亥变革的新思想，唤起民众觉醒的“新民教育”活动。笔者从许多史料中还发现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组建“新民学会”，是深受了“少年中国会”和《新青年》、《少年中国》、《每周评论》和《晨钟报》等进步刊物的影响。早先毛泽东和恽代英等多位中共领导人，在他们还未入党之前（注：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未诞生），都加入过“少年中国会”，他们都是“少年中国会”的骨干成员。毛泽东等许多中共领导人也正是在这个“少年中国会”中，开始接受了新思想的教育，当时毛泽东已能背诵“少年中国会”创始人李大钊撰写的《庶民的胜利》等文章，可见“少年中国”的新民教育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具有极其重要“开民智、兴民权”思想教育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