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把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

      孙中山为何把大总统让位给袁世凯？

  作者：江硕朋

        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是中国的开国元勋，是辛亥革命的领袖，不仅一举推翻了清朝的腐朽统治，而且埋葬了延续两千余年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中国第一个民主共和政权，成就了东亚历史上千古未有的伟业，他不但是中国“民主革命“、”政治革命“的领袖，并且还是建设祖国的先行者。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回来参加了第一次各省都督代表大会。在会上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才过了一个半月，就匆匆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临时参议院则根据他的提议，通过投票，一致确认原本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推出“宣统皇帝退位——孙中山辞职——袁世凯接任”的政治三角戏。于是引起了全国议论纷云，有的认为这是孙中山犯的大错误，借此大肆贬低孙中山，有的认为让位是正确的，莫衷一是。

        正如60年前的辛亥老人林伯渠站在延安的宝塔山上有感而发的一段话：“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可以攻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重大问题，应当加以澄清的必要，故不揣冒昧写此短文作为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效。

        首先，我们应由武昌起义成功时谈起，在武昌胜利后，全国已有十八省宣布独立 ，各族人民都在热烈欢庆中，可是实际上清朝皇帝并没有退位，但已名存实亡，清廷被迫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然后又任内阁总理。北方半壁江山还在袁世凯领导的北洋军的手中，拥有北洋六镇一标的七万多精兵外，还有禁卫军和新军数十万。以当时的革命军的实力远远打不过北洋军队。（事实上也打过，以丢失武汉并宣布失败），于是中国便形成了南方孙中山，北方袁世凯的对峙局面，从天时、地利、人和来衡量，都不利于孙中山，而尖狡巨滑的袁世凯正在春风得意，青云直上。

        袁世凯当时的声望和才识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他是个小人，似曹操，王莽一流的人物。“一生得力，在乘机立功。” 清末，袁世凯被认为是“治世之能臣”，李鸿章临终前保荐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奠定了其在政坛上的显赫地位，成为继李氏之后，左右晚清政坛的权臣。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了资产阶级的信任。在小站练兵起家，掌握了军事大权，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袁世凯“声望日隆，”，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和反对革命的人们都寄厚望于他，称他是“收拾中国最合适的人”，希望他能“再造当年曾李之奇功”。袁世凯是汉人，国内一部分人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也支持袁世凯，希望他能“反满兴汉”。当清帝被迫让位后，其个人声望更是达到极点。人们普遍称其为东方华盛顿、拿破仑，认为他立下了“千古之奇功”。再加上拥有一支实力雄厚的北洋军，掌握着军政大权，人们普遍看重袁世凯就不足为奇了。袁世凯也看出这是他大展鸿图的良机，积极使用各种手段企图得到总统宝座的契机，一面以武力压迫南方革命，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与其谈判。而革命党人亦认为袁是能领导中国的有力领袖。12月29日，南方十七省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孙文就任。袁世凯为了争夺这一宝座于1月25日密令各北洋将帅通电支持共和。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袁世凯提出的优待条件，幼帝溥仪退位，清朝于中国的统治宣告终止。1912年2月15日袁在北京外交部迎宾馆就职临时大总统时，感到总统是无实权的虚职。随后给南京临时政府复电，佯称自己“德薄能鲜，不敢承担总统一职，如今北方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目前不便南下；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后来袁发觉当总统大有油水可捞，连忙借口北京兵变，于3月10日于北京不费吹灰之力当上了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一上台后，原形毕露，后来还当了83天皇帝，留得千古骂名。

        另一方面，孙中山在武昌起义胜利这段时间，没有积极回国而在美国北部哥罗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工作。那是因为他希望通过外交活动断绝清政府的后援，而认为自己当前主要任务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 因此对于武昌起义爆发后的革命党人的组织领导和新的革命政权巩固建设等现实问题竟然没有更多考虑。但希望早日实现推翻满请，曾写道：“推翻满清帝制，现在只是代行执行政权，一经天下底定。本党将退出政权，交出权力然后平等竞争的身份去竞选，选上执政，选不上则不执政。”认为如果袁世凯拥抚共和让他当总统也未尝不可。从历史条件出发来看，则不难发现，孙中山不得不让位给袁世凯。然后退位下来后，仍然不折不挠，为革命鞠躬尽瘁，就殚精竭虑，开始撰写《建国大纲》树立恒基伟业流芳千古。

        当然，其它的让位原因还很多，其中如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不够、新生的革命政权的财政危机、西方列强的政治压力等，则是更重要的因素；让出政权，并非孙中山一时的决策失误。    

        之前，1911年7月底，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将起义时间定在1913年，打算不再轻易发难，而是蓄积力量，精心准备。才不到3个月，武昌起义就猝然爆发。 在武昌湖北新军军官黎元洪早已被起义士兵连劝带逼拉出来发号施令，并且控制一方。辛亥革命的高潮就是在主观条件很不充分时兵临城下。正因为如此，连指挥武汉保卫战的黄兴与正在欧美忙于外交努力的孙中山也都希望袁世凯出来灭清复汉，同时汪精卫，胡汉民，黄兴等人都极力主张孙中山应让位给袁世凯，而失去对口蜜腹剑袁世凯的警惕。

        同盟会固然集中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民族精英，但是内部不够团结，较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如汪精卫，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就因经费问题产生误解，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也是矛盾迭出。从1907年上半年开始，东京同盟会总部就已名存实亡，而在此期间，同盟会会员张百祥、焦达峰等人以“共进会”的名义在东京另树一帜，孙中山则于1909年11月宣称，孙中山在南京树立了“中华革命党”的旗号，并将同盟会的16字纲领稍作改动。与此章太炎与陶成章也不甘示弱，重新挂出“光复会”的招牌，给袁世凯创造了可乘之机，不为而治。

        孙子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说明了革命是离不开巨额经费的，可是当时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孙中山返国时分文未带，不名一钱而回，闻而失望者却不乏其人。 孙中山衷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缴部款从速完缴”，应者寥寥。孙中山、黄兴等原本希望让头号资本家张謇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他却坚决不干。尽管孙中山通过美洲洪门筹饷局获得140多万元的筹款，仍不过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革命军也曾由孙中山亲任指挥，黄兴为参谋长，军分六路北伐过，在宿州大败清军，徐州不攻而破，安徽、河南、湖北等省也相继开战。袁世凯依仗列强的支持咄咄逼人，向南京临时政府施加压力，北伐军则因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近乎难以为继，军心不稳。声势颇大的“直尧舜捣幽燕”之计划，在袁世凯的大军压力下，以失败而告终。逼迫清帝退位的任务就不得不依仗脚踩两只船的袁世凯去完成，给他的报酬就是炙手可热的临时大总统之职位。 

        西方列强一再声称不会干涉中国的革命运动，但实际上明目张胆的支持袁世凯。日、俄两国惟恐中国不乱，企图用直接干涉中国革命，浑水摸鱼，以便实现其“一举分割满洲、蒙古”的阴谋。美、德、法等国则赞同英国的主张，维持在华的既得利益，扶植曾与列强配合默契的袁世凯作为新的代理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就在南北议和中为袁氏穿针引线，以便早日让他上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四国银行团中的美方代表司戴德亦称：“如果清朝获得像袁世凯那样强有力的人襄助，叛乱自得平息。”格雷复电朱尔典时也强调：“我们对袁世凯怀着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看到，中国在革命后将建立一个足够强健的政府。在上海的英、美、日、俄、法、德六国总领事，佯为“中立”，实则暗助袁氏，给南方革命力量施加压力。当南方的北伐军在宿州等地告捷时，列强又站在袁世凯一边。

        从上述的情况来看，孙中山为了爱国救民避免生灵涂炭，不顾个人的得失让位给袁世凯是正确的，第一，避免一次不可能取胜的内战，使我们的同胞尽量和平统一，达到让人民少流血的目的。孙中山多次发表演讲；“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之中，“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同意便要受害。“ 对台湾非常关怀，亲自去过台湾多次，竭力希望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第二，使满清提前退位加速了辛亥革命的战斗局面。笔者认为孙先生终生革命不为夺权，夺权不为掌权，掌权不为弄权。真是高风亮节大公无私，前无古人，很多人把他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媲美。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可以攻击任何人，唯独孙中山先生是不可攻击，不可玷污、不可以亵渎的。假若中华民族近代没有孙先生，中华民族将愧对世界各个民族。也正因为有孙先生，所以中国人才可以有今天的名列世界的强国之一。胡锦涛也曾强调：“孙中山先生追求真理的开拓进取精神和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情怀，孙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博大胸怀和放眼世界的开放心态，孙中山先生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坚强意志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品德，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征程上，这一精神遗产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和教育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我们两岸正在联合纪念辛亥革命兼怀孙中山先生，这是很好的契机促进我们两岸和平统一，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应当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意愿，早日统一，成立一个永远统一的国家。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