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使之死 [投稿]

两位大使之死

作者：吴毅峰（2012年9月17日）

9月17日是美国宪法制定225周年纪念日。225年来，美国人用十分简洁和人性化的宪法指引国家，使之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强国。美国制宪的先驱们，如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不仅是美国人的骄傲，也是世界上所有追求人权、公平和正义者的楷模。

麦迪逊不但是美国制宪者之一，而且也是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美国第三任总统）的国务卿，最终成为美国第四任总统，任期八年。作为美国宪法起草者之一，麦迪逊强调，总统必须“经过一个自由、公正的国家的审慎选举”才能胜任（1809年3月4日首次“就职演说”），而且必须“维护私人权利、人身权利和出版自由的权利”（出处同上摘录）。

这就是为什么在强调宗教自由和平等的当下，美国政府俨然不敢去随便干涉个人言论自由的原因了。的确，很多的言论自由是与人权相违背的，比如在全世界引起二十几个国家暴乱的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就是用暴力引发暴力的“言论自由”杰作。美国人的想法很质朴，即你可以随便说什么，只要有人愿意听就行、只要你能担当得起你该担当的责任就行。结果，一部令全球穆斯林愤怒的影片导致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多夫﹒斯蒂文斯的不幸丧生。

斯蒂文斯死于暴乱。无独有偶，9月16日，日本候任驻华大使西宫伸一也不幸在东京去世，享年60岁。西宫是日本外交界的高手，突然英年早逝，令人不胜唏嘘。他于9月11日获得日本野田内阁的任命即将出任日本驻华大使。这是一项临危受命的外交使命，没想到却出师未捷身先死，反而丢了卿卿性命。从中立的角度来看，西宫伸一的去世很不幸；还好，他是在日本去世的；要是他在中国遭遇“堵车和拔旗”的“爱国暴力行为”后去世，那就麻烦了。

中日之间正处于外交的漩涡之中，因为双方在钓鱼岛的主权问题上有争议。从1894年“日清海战”到现在118年的时间里面，中日一直有争端，而且都处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即日本人总是用各种不厚道的阴险手段来凌辱中国，然后诱使素质相对封建的中国人做出过度反应，最终日本人“贼喊捉贼”，把坏事变成对日本有利的好事，把不道德的事变成对日本有利的好事，把倭寇海盗的事变成维护“东亚共荣”的事。每一次只要中国政府奋起“抗日”，就必然倒台无疑，比如清政府于1894年“抗日”，结果于1911年被推翻；国民政府于1937年“抗日”，结果于1949年被推翻。长期的封建统治制度使得统治者和老百姓都失去了抗体。

封建统治者失去了抗体之后的特征就是不敢给老百姓更高的人权，最终就导致了老百姓失去了理性和活力。当年的北京城为什么会出现“烧杀抢掠的八国联军”呢？因为北京城曾经出现了一边遭慈禧太后镇压、一边又被慈禧太后收买和利用的“义和团”。“义和团”是以杀害洋人为主要目的的暴乱组织，凶器则是很低劣的原始工具，结果就是“杀敌一人，自损一万”。

假借“爱国”的名义来“打、砸、抢”的这种民族弊端让中华民族深受其害。封建统治者却乐此不彼地玩弄着这种依靠挑动“极端民族情绪”来达到控制局面的把戏。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心术不正的“四人帮”就是利用中国人这种无法自我克制的歇斯底里症来把纯朴良民瞬间变成凶残暴民的。在钓鱼岛争端还在延烧的过程中，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渔船“千帆竞发”、“百柯争流”的场面看上去很红火。可是，海峡两岸政府必须留意，捕鱼和利用捕鱼来搞对抗是两码事。中国政府和台湾当局要十分谨慎，必须预防日本人在大陆渔民和台湾渔民之间搞挑拨离间的伎俩，毕竟两岸的渔民在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上还是有隔阂的。

封建统治者对付老百姓的方法之一就是“把良民变成暴民”。这也是日本人侵犯中国之前的一步好棋。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方式如果不被遏制，那么“爱国无罪”和“爱国商业化”的危险性就会加剧。在北京、武汉、西安、上海等大城市，一些人打着“爱国无罪”的旗号大肆进行人身攻击和财物破坏，影响着社会安定。那些动不动就喊着“抵制日货”的人很多就是精明的奸商而已，因为他们希望在中日的纠纷中分割这一块硕大的“商业蛋糕”。这种以“爱国”的名义裹挟别人，然后进行商业敛财的行为已经深深地困扰了爱国的中国人。

钓鱼岛的争端是不会骤然得到解决的，因为目前日本行使着联合国给予的“行政权”（不是美国给予的，虽然美国的话语权较大）。然而，中国民众的“爱国热情”是会消减的，因为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奔波，没有办法整天哭着喊着去“保钓”。日本媒体在钓鱼岛被“国有化”之后，故意把“国有化”的八个方案公布于众，其实就在威胁中国，也就是把每一个步骤都“摊在阳光下”，可以一步到位，也可以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来吞噬。2002年，当年的小泉政府提出“向岛主租借钓鱼岛”的计划曾经让中国很不放心。可是，日本通过所谓的“内部人士”来向中国游说，使中国政府理解到日方此举旨在“保持对有关岛屿的平稳和稳定管理”，并且有利于“禁止任何人擅自登岛”（2012年9月11日《人民日报》，作者：高洪：日本无视历史事实）。结果，日本人获得了“倒买倒卖”的通行证，接着便“国有化”。

有人觉得，钓鱼岛问题的最终解决就像是击鼓传花一样，迟早要落在某一届中国政府的手中。其实，解决钓鱼岛有很多种可能性，最极端的就是“全部收回”或者“全部丧失”。在目前的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意在这个问题上帮助中国，反而是美国大力在支持日本，原因就是当年的《旧金山和约》的签约方多达46个，而它也是受到当年的中华民国默认的。不仅如此，1952年4曰28日，《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签署，其中在第二条就十分明确而又不平等地规定：“日本国业已放弃对于台湾及澎湖全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巧合的是，“和平条约”明确地附和了《旧金山和约》在第二章之第二款第二条所陈述的相同规定。这是否意味着，日本根据此和约就等于无需归还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了。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当年中华民国政府没有提出任何抗议呢？

假如钓鱼岛主权“全部丧失”，那么就是一根会导致暴乱的导火索。因此，中国的政府其实是不愿意和日本政府摊牌的。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于9月11日宣布“购岛合约签署”、中国宣布“领海基线”并且派出6艘渔监船前往钓鱼岛海域“执法”以后便偃旗息鼓了。按理说，中国宣布的“领海基线”所覆盖的范围是很大的，与日本方面宣布的“执法范围”是大面积重叠的。假如中国和日本的“公务执法船”都在认真地执法的话，那么冲突早已出现，就不会出现日本人所讽刺的那样“到处找不到中国的渔监船在哪了”的冷笑话了。日本人骨子里对于中国人的那一种轻视既表现得温情款款，彬彬有礼，又像日本鬼片那样让人“不寒而栗”。

中国海监船正在公海“游船河”（广东话：乘船兜风）的传言有些刻薄，却又很难解释。这无疑就是本次钓鱼岛争端的“收官之作”了，因为“党的十八”就要召开了、中国的党和政府要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来、钓鱼岛的“反制措施”已“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成果”、加上薄熙来和王立军的相关案子也正在紧锣密鼓地为“公正审判”做着准备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一直在为自己找退场机制，如日本民众也“很不满野田的鲁莽行为”、日本政界也不认同野田内阁的不成熟做法、日本的经济需要得到中国五万名游客的大力支持，等。

帕内塔“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访问日本和中国”的讯号告诉人们，山姆一来，争端就翻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