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先生与劝业楼(2)

　　辛亥武昌起义后，山西同盟会继湖南、江西、陕西起义后，于1911年10月29日，按同盟会原定的“南响北应”战略决策，在太原宣布起义。辛亥山西太原起义，在清政府肘腋之间发动，对北京清政府构成严重危胁。山西辛亥革命军截留清政府运往武汉的军用物资，牵制、瓦解了三四万清军，阻止了袁世凯北上就任清政府授权总理之职，削弱和牵制了清兵对武昌的反扑。山西太原辛亥起义，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大恐慌。1911年11月2日，清政府任命袁世凯为内阁大总理，但袁世凯迟迟不就任。清政府又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率部镇压山西革命。然而，具有革命思想的吴禄贞却与山西都督阎锡山在娘子关秘密会晤，组成燕晋联军，准备倒戈攻打清军。袁世凯知道后，收买吴禄贞的卫队长马惠田，将吴禄贞刺杀于石家庄火车站。11月15日，清政府又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派第三镇统制曹锟率兵进攻山西。12月12日，清军占领娘子关，山西起义军退守太原。12月下旬，阎锡山率部分起义军北上归绥，副都督温寿泉率部分起义军南下河东。起义军撤离太原后，清军第三镇第五协统领卢永祥于1912年1月6日率部进占太原，在太原城内搜捕革命党人，烧杀抢掠。随着南北议和开始，清政府山西协理巡抚李盛铎派杜上化等到山西大同调停，起义军与清军达成停战协定，于1月17日撤出大同，清军杨荣泰部入城，大肆抢掠3天。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2月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并由临时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2月9日，阎锡山率部南下，于18日抵忻州。袁世凯发出电令，不许阎锡山回驻太原。经孙中山力争，袁世凯于1912年3月15日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阎于4月1日回到太原。关于“孙中山力争”之事，见《孙中山全集》第二卷“致袁世凯电”（1912年2月24日），全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山西屡电请转知撤退太原兵，召还晋省都督。查前清兵在晋，确有野蛮举动，大拂舆情。现在中国一家，秦兵既肯退出潼关，何独薄于晋省?若晋督还晋，李盛铎仍为民政长，则一是安谧矣。谨布，候复。孙文。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山西辛亥起义和起义军的安危一直十分关注和重视，这才有1912年9月对山西和太原的考察。孙中山在辛亥起义后，日理万机，在全国各省市奔走呼吁和宣传三民主义革命思想和建国方略，据统计，仅在1912年就曾到过广州、香港、上海、烟台、塘沽、天津、北京、南京、张家口、太原、石家庄、济南、江阴、南昌、芜湖等20多个城市。其间，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多次往返，足见孙中山为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为民族民生幸福日夜操劳，殚精竭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为考察正太铁路及山西矿产，应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邀请，乘专车从北京经山西阳泉、平定到达太原。孙中山在太原19日、20日两天的考察中，对山西各界群众、同盟会的同志、太原商学界、军界、实业界及各党派作了五次演讲。这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是不多见的。除在广州、上海、北京孙中山多次莅临考察、发表数次演讲外，到一地连续进行五次讲话，尚属首例。

　　孙中山在太原演讲的主要地点是位于太原海子边文瀛湖畔的“劝业楼”。“劝业楼”是一座具有民族风格歇山顶式的二层楼建筑，它是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西巡抚张之洞为了促进新政变革，于太原文瀛湖湖岸遍植柳树、又于湖岸北边建起了这座具有特殊意义的建筑的。当时清政府刚经历了康梁维新变法、八国联军进北京烧杀虏掠、强迫清政府订立许多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大事件，许多爱国人士强烈呼吁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走实业兴国和变革的道路。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不得不作一些改革的姿态，建立新学堂，发展民族工业，派留学生去西方国家学习考察等等。“劝业楼”成立之初名为“劝工陈列所”，所陈列者为山西的各种土产品和手工业制品，意为推广、发展民族工业。劝工陈列所前面的宽阔广场，也成为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民众集会的场所，叫“太原公会”。清末发生在太原的争矿运动中的游行示威，爱国人士李培仁遗体公祭大会，民国14年反房税运动，声援上海“五卅惨案”反帝集会大游行，“九·一八”事变后要求抗日救亡游行集会，抗日组织“牺盟会”的成立大会等都曾在“劝业楼”前举行，这其中最有影响和革命意义的活动就数孙中山先生1912年9月19日在“劝业楼”上对太原各界两万多群众和军政人员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孙中山面对热烈欢迎、人群如潮的太原各界人士，不停地挥手致意，心情格外激动，他说：“今天兄弟初次到晋，蒙诸君欢迎，实深感激！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孙中山对山西辛亥起义给予了高度的赞扬。他在演讲中还阐述了他的民族主义、民生主义的新观念，“今日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建设方法非各省联络一气，同舟共济，万不足以建稳固之基础。盖今是共和时代，与专制不同，从前皆依政府，今日所赖者国民。故今日责任，不在政府而在国民。必要我四万万同胞一齐努力，方可造成共和自由幸福。”这里，他强调了要建设自由幸福的国家，必须全国各族人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达到。在这个讲话中，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又有了新的认识。早在辛亥革命前，即1905年“同盟会”成立的宣言中，孙中山就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中，对民族主义解释道：“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因为我汉人有政权才是有国，假如政权被不同族的人把持，那就虽是有国，却已经不是我汉人的国了。我们想一想，现在国在哪里?政权在哪里?我们已经成了亡国之民了！”在这些讲话和宣言中，孙中山反满复汉强烈的民族主义是他宣传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思想的观点之一。而在1912年9月19日“劝业楼”上的讲话中，孙中山的观点有了根本的转变，他主张五族共和，天下一家，并说：“中国欲建巩固之国家，非大众一心，群策群力，不足以杜外人之觊觎。必人人将旧有思想全行消除，换入一副崭新思想方能成功。即如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系共和未成以前之名词。今民国成立，目的已达，须将此种旧思想扫除净尽，才可以谋建设。”从中可以看出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新的认识，体现了孙中山不断修正错误观念、不断革命和进步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