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才从军的水师统领陈铁侯(2)
辛亥革命网 2025-08-05 09:45 来源:人文武汉 作者:余峰 查看:
三、斡旋整合革命社团
宣统二年(1910)四月,湖南发生饥民闹米风潮,焦达峰准备乘机率兵发难,写信要湖北黄申芗举兵响应。据李作栋(李春萱)后来回忆,群治学社当即秘密开会,商讨在武昌发动起义,由黄申芗统一调度,定于4月24日夜12时发动。陈孝芬即是出席者之一,后因湘乱很快平息,焦达峰中止起义计划,但被查到暴露, 加上有人告密,当局即行密查搜捕,群治学社及武昌机关因此被破坏。
于是在1910年9月,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意为“联络军界同胞讲求武学”。不久,新军中有人“秘密结社,图谋不轨”,被协统黎元洪等发现,社中杨王鹏、李六如被开除军籍,振武学社又不能活动了。
未暴露身份的蒋翊武、刘复基(刘尧澂)、詹大悲等召集同志,借辛亥年元宵节联欢之机,共聚奥略楼,又改组振武学社为文学社,文学社秘密遥拥孙中山为总理,并创办《大江报》,免费赠阅各营、队(连),影响日益扩大,入会者达三千余人。
1910年4月响应湖南的起义未果,却对群治学会(即后来文学社)、共进会乃至武昌革命来讲影响甚巨。有利的一面是,等同于进行了武昌起义的全面动员预演,改组的文学社进一步完善了统一编制,设最高机关司令部,正、副司令各一,由正、副社长蒋翊武、王宪章兼任,各标、营、队之会员各定领导队长,又在各级设代表,马队十一营代表陈孝芬、江炳灵,即为起义时的马标代表。
但不利的就是加深了群治学社(即后来的文学社)与共进会的隔阂,造成新军革命派中湘籍、鄂籍的矛盾,两大团体虽同在武昌筹谋起义反清,但各行其是,各自筹划。
同盟会谭人凤、居正(居觉生)、杨时杰与共进会孙武、高尚志等,派邓玉麟开武昌黄土坡同兴酒楼,派胡祖舜租武昌胭脂巷十一号作联络点,专门主持接纳人员秘密入会。因孙武外传为孙文之弟,出于对孙中山的仰慕崇拜,新军士兵加入共进会的较多,达一千五百余人。孙武计划所属新军会员,共编六军,陈孝芬任第六军指挥长,六军名日“先锋军”,“意在以之发难”,可见陈孝芬的份量与孙武对他的倚重。
因都在新军中发展会员,不免存在竞争、猜疑乃至矛盾。之前的湖南四月饥民闹米风潮起义预演,共进会首领刘公、孙武都不在武汉,文学社认为这些留洋回国者不够坚定,两方有点互不信任,遂渐产生龃龉。
恰在此时,宣统三年(1911)七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建立,其目标即是联络长江流域各省同志,推翻满清政府,他们寄武昌共进会、文学社以厚望。中部总会干事宋教仁、谭人凤两次来汉,策动协调共进会,与文学社团结协作,马队章裕昆以文学社员身份在队中发展会员,马队共进会会员陈孝芬,则力促进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清廷决不会偏爱哪一派革命党,清廷不去区分会社,我们自己何苦去孤立自己,,,合则力量聚而大”,经与刘复基、查光佛等人“经过十次会谈”,再三往来沟通说合,陈孝芬能文擅言,真诚义气,平和易交结,与两方中蒋翊武、刘复基、孙武等感情都很好,最后约集文学社的七十余干部,在长湖堤龚霞初家开会讨论合并,陈孝芬被邀作发言,并当下请共进会孙武到场,表明合作态度,推动了武昌新军社团反清势力的团结统一。据陈孝芬后来回忆文章道:“孙武去后,蒋翊武执我手曰:‘铁侯!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居正则载:“复经陈铁侯、蔡济民、王宪章、陈磊等斡旋,而两团体遂联合一致,进行益臻顺利。”(居正1944年所著日记《辛亥札记》,后更名为《梅川日记》)。
宣统三年农历9月14日(公历7月22日),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二为一,联合成立发动起义总指挥部,使武昌新军各标、营、队等“清廷之精兵”,变成了有人有枪的“起义之劲旅”,刘复基称之为“湖北革命军”。合作之时,共进会人数已经多于文学社,但仍推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总司令,共进会都督孙武为参谋长,共进会会长刘公为总理,下设军事、政治、参谋、交通、财政各部,各司其职筹划起事。
清末湖北革命社团组织分合、演变图,引用网络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