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志士万声扬

　　万声扬（1878∼1940），亦名午亭，字武定，湖北黄陂五通口人，同盟会会员。其祖父登云，系儒医，刚正自持，万声扬深受其影响，幼颖慧，性豁达，精书法。

　　万声扬幼时便立下“读书报国”的志向。曾受过张之洞的赞许：“我两任湖广总督，历十七载，计得弟子万余人，其中惟张继煦的文章必传，万声扬的字必传。”张之洞、张继煦、万声扬师生三人曾作两副戏联：一为“黄陂水浅虾蟆齐鸣敢称万声扬；南皮蒙鼓渔阳三挝必是张之洞”。二为“赵子龙智取南郡枝江小子入我门；张香涛妙用西学南皮大人攻他山。”由此可见师者对学生的痛爱，学生的锐意向上。

万声扬

　　1902年7月，万声扬与黄兴等30多名湖北学生，被选派到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学习。与刘成禹、李书诚等主编《湖北学生界》。该刊物是第一份以省名命名的在日本东京出版的留学生刊物。以“输入东西之学说，唤起国民之精神”为宗旨，“为吾国国民说法，一篇一章，一行一句，无不补国人公德之缺点，启世界民族之思想，科学益其智识，理论辟其精神，事实助其感情，文词增其美德，实足养成中国将来之国民”，塑造新型国民性。

　　万声扬所著《中国当得国民教育》一文中指出：“国民何谓也？事言之，凡为国之一民，其身即国之一分子不放弃一分子之责任者，即可谓之国民，理言之，非有独理之精神，有合群之性质，有自主之品格，有进取之能力，有协图公利之思想，有不受外界抑制之气魄，不足以为国民，使一国之中，从有独立之精神，有合群之性质，有自主之品格，有进取之能力，有协图公利之思想，有不受外界抑制之气魄，虽合全球众虎儿狼之国，环而攻之，据其城池，夺其土地，掠其财产，而未尽戮其国民，则其国仍不可得而灭。……近数十年来，世界各国，莫不以国民之有无，为其国存亡之比例差，国民之多少，为其国强弱之比例差，以国民程度之高低，为其国民族帝国主义发达与否之比例差。”无疑，在清末留日学生的心目中，权利、责任、自由、独立、自尊、自信、自治、尚武、合群、公德等近代意识已经成为近代国民的象征。

　　为进一步说明国民与国家、与政治的关系，此文进一步强调：“盖国者，国民之身体也；国民者，国之性命也。国之于国民如鱼之于水，人之于空气然。鱼无水，鱼立僵；人无空气，人立戕；国无国民，国立亡，其道一也。”

　　同时，他们将《猛回头》、《海天潮》等10余种各省留学生所办刊物，大量秘密传入国内，唤醒国人，许多人相继加入革命团体，其中湖北军、学两界及知名人士奋起参加组织者最多。

　　1903年5月，当黄兴、万声扬等5人毕业回到湖北晋见知府梁鼎芬时，被大肆斥责，不予任用。吴禄贞留学回鄂后，万声扬常在武昌花园山李廉方住所与吴禄贞、耿伯钊等人畅谈革命，这里实际上是一处武汉最早的革命机关。万声扬与李步青、耿伯钊常驻此，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各学堂学生成批前往李廉芳寓，倡谈革命，陆续加入花园山组织的人，非常踊跃。该组织通过派遣知识青年潜入新军，实行“抬营主义”。如张难先所言：“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会党则可以联络，令其为我用，不致为彼用。”

　　在耿伯钊《革命先烈吴禄贞先生略史及其遗笔》一文中提到：“来往最密者为李晓园、吴炳、时功玖兄弟、金梁园、张春霖、匡云官、朱和中、金封三、屈春波、易举轩、卢慎之、张亚伯、王韵石、章朗村、王景芳、刘伯刚、范吉六、程子端、曹文思、冯特民、曹亚伯、黄毅候、陈子金、胡汉翘、张子渔兄弟，及孙森茂主人孙凯臣等。每日各人报告所约新同志若干人，其人品能力如何，能否担负革命某种革命任务，由李（步青）、万（声扬）及余三人决定后，再向吴（禄贞）先生报告。”

　　《湖北学生界》大部分社员回国后，遂集资在上海四马路东华里分租王慕陶寓处，开办昌明公司，万声扬任经理，马刚侯副之。从所发行的广告看，以“递书售报，招待出洋”为务，经营中外典籍，编辑出版教科书等作掩护，秘密输送革命刊物，为革命筹集经费，为迎送留学生回国或出洋。既与武昌花园山革命机关声气相通，又与孙中山关系密切。黄兴流亡上海后，常在此秘密计事。

　　昌明公司将革命书报寄往湖北，因供不应求，吕大森、朱和中等组织一活版印刷公司，专门翻印《猛回头》、《警世钟》等一类书籍。各种革命书报在武汉学界、军界广为流传，以至“吾鄂各学堂，对于《湖北学生界》及革命刊物，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引自居正《梅川日记》）

　　为了扩大革命宣传，昌明公司则利用编印讲义所得版权利润，“先提二千元购幻灯机片，运往武汉放演，时功璧管理机片，耿觐文（伯钊）说明，间参以讲演，吴禄贞、刘伯刚、金华祝、余德元等常往讲演者也。凡片中涉及世界民族运动与被压迫情事，必尽量发挥。此片在各处放演，往视者甚众，于激发思潮，亦颇有效。”（引自李廉芳《辛亥首义武昌纪》）

　　1904年春，章士钊和杨守仁等人在上海建立华兴会的外围组织爱国协会，多方联络爱国青年，并暗中接济华兴会的密谋事宜。他俩在上海秘密设立有三个革命联络点，万声扬所创办的昌明公司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联络点是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和新马路余庆里的启明译书局。

　　前广西巡抚王之春退居上海后，倡议把东三省让给沙俄，且在桂抚任内主张借法兵镇压人民起义。国内革命党人都想除掉他。1904年11月19日，革命党人万福华在上海刺杀前广西巡抚王之春，未成，被捕入狱。随后，黄兴、张胜、郭人漳、章士钊、徐佛苏、朱启陶、苏鹏、薛大可、周来苏、赵世喧等同时被捕，还搜去党员名册。万声扬知情后，积极参与营救因万福华案被捕党人。宋教仁11月22日日记中记载：

　　辰正，至新马路寻余庆里之书局。良久，始寻得，则见门已闭，一印捕立守门外。余大惊，欲一入观之，恐其中甚现危状，欲退遁，则恐益启印捕疑。遂问〔向〕该印捕操华语问之，谓余有人托带信交此，今何如乎？彼不解。余故作失望之状，良久，始退去。然终不解其何故也。既思东大陆图书局章行严在内，往问之，必知也。遂至昌寿里东大陆局访之。至则局中人皆云不知。余闷甚，又思《警钟报》社原属同宗旨，或可闻知，又至该社问之。至则晤行李春波、戴□□二人，谈及此事，李春波始告余曰：“昨夜万福华刺王之春事，启华译书局内人已牵涉大半，皆被捕矣！至其详细，则犹未知也。”余辞去，乃至昌明公司晤得万午亭。余乃托言有章行严之信。君知章君否？午亭言：“行严已被捕矣，子从何处来者？”余答以湖南。午亭半晌遽反身入，良久复出，则请余登楼细谈。既登，则见刘林生在焉。余惊喜，遂细询其由。林生言：“昨夜巡捕掩至，黄庆午、徐运奎皆被捕去，共计被捕十二人。余以剧迟归幸免”云云。余始知此原由，则大恼，然亦无可如何。良久，复来二人，一陈树人，一张昧莼也。陈君新自日本归，曾识覃礼门。余乃托其致一信于礼门焉。未正，始回寓。夜，复至昌明公司。陈树人言：“覃礼门现在昌寿里进化译社，甚欲会余。”余遂去，乘一车至昌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