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丁惟汾(3)

辛亥革命网 2021-01-29 09:59 来源:山东文史資料选輯 第十二辑 作者:丁基实 查看:

我叙述先叔丁惟汾的生平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与先叔丁惟汾直接在一起的时间,是了了可数的。

  五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同盟会于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进行改组。由于推翻了清朝,新分子不断加入,在国会选举中,争名逐利之徒菌集投机,革命党人,趋向腐化。孙中山先生力谋改革。于一九一四年在日本东京另组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十月,又将中华革命党,正式改名为中国国民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宗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先生也希望借合作改组,以图振作。对此,丁惟汾在沪竭力支持。丁惟汾在上海领导一个半公开的国民党党部,当时有“独撑海上”的赞语。

  丁惟汾的学生王乐平曾与王尽美一起到苏联伊尔库次克等地访问,回国后,王向丁惟汾讲述俄国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的纲领策略是针对帝国主义的。并认为中国革命非组织工农群众,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不可。丁惟汾听了,更加坚定了赞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信心。他当时曾写信给他的堂弟丁惟溪,叫堂弟把在家经营的“汇昌银号”停止营业,并告诫他说:“这种营业是剥削农民的,不符合当今的历史潮流”。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在孙中山先生支持下,丁还在上海法租界办了一个进步刊物,叫《北方周刊》,秘密地向北方各省发行,鼓吹孙中山先生反帝反军阀的三民主义思想,办了大约近一年的时间。

  孙中山先生在广州、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这段时间,丁惟汾一直追随在孙先生周围,代表北方党人,支持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当时称廖仲凯和丁惟汾为孙中山先生左右之臂。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在广州举行,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丁代表北方议员参加了会议。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丁惟汾是到会的一百六十五位代表之一。共产党员也以个人名义参加了国民党。这次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丁惟汾被选为常务委员,王乐平被选为候补委员。当时共产党人谭平山(后脱离)、李大钊、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都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丁惟汾也曾任过组织部长、青年部长。在国民党“一大”前后的黄埔军校时期,丁与周恩来共事过一段时间,而后被派赴北京,与李大钊一起负责北方执行部的工作。丁与陈为人关系也较密切,我在上海同济读书,陈为人在先叔的住处见到我,并介绍我去山东主持党的工作。

  丁惟汾在北方执行部期间,与李大钊密切合作,担负起北方国民党的组建工作。北方国民党力量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有了长足的发展。仅山东一省就发展了二千多国民党员,北方各省省党部也都相继建立了,丁惟汾、李大钊对此有不少建树,深为北方党人所敬重。尤其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北方执行部指导各基层扩大纪念,借此机会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事迹,及其新三民主义的主张,形成了一次空前的“唤起民众”的宣传运动。山东省各地有成百万人次的集会,讲演,举行纪念活动,先叔并派老同盟会员李仲刚,到山东各地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迹。

  一九二六年冯玉祥出京以后,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驻北京,反对所谓过激党活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不得不借用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办公。由于孙先生逝世后,国民党右派活动剧增,谢持、邹鲁、张继等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举行非法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猖狂进行反共,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派的张继,虽然没有出席第一次“西山会议”,却是“西山会议”派的骨干,并怂恿丁惟汾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先叔丁惟汾对此断然反对。尽管张继与先叔原来私交甚厚,为此,两人的交往就淡薄了。

  一九二六年夏天,南方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胜利形势发展极快。张作霖乘吴佩孚的军队失利及北方军阀群龙无首的时机,以十五省“推戴”的名义,出任安国军司令,宣言“反共讨赤”,并于一九二七年派兵搜查北京苏联大使馆,将国民党北方执行部李大钊、路有余、郑镜秋等二十余位同志逮捕。当时丁惟汾不在使馆,正在外处联系工作。事发后,丁的随从丛玉山脱身跑出东交民巷,躲在巷口等待丁惟汾回来。丁回来走到巷口,得悉丛玉山报告事发情形,随即回身躲开,因此幸免于难。后来李大钊和路有余、郑镜秋等二十余位同志,都被张作霖以惨酷绞刑绞死。许多年后,先叔还常对我们兄妹提起此事,并说:“李先生(大钊)是位正派的政治家,他的死,是北方革命事业的极大损失”。

  六 第一次国共分裂以后

  正如我文章开头说的,第一次国共分裂后,我与先叔丁惟汾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对于他为什么走上与蒋介石合作的道路,进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不管合作的怎样,或发生过些什么龃龉,那总是不被赞成的。我只是把我知道的一麟半爪,作一些介绍。

  丁惟汾是同盟会时的元老,曾任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尤其在北方革命党人中有较高的威望,这一点蒋介石是清楚的。蒋介石为了笼络北方党人,就不得不拉丁惟汾以充门面。丁对元老派中的汪精卫、胡汉民本有反感,曾说过“胡是真小人,汪是伪君子”,与胡、汪合作从个人感情上已不可能。丁惟汾虽是中山先生的信徒,但毕竟不懂马列主义;他的政治理想,与共产党的最终理想也很难完全一致。在政治大变动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很难用几句话可以概括,最后他总是站到了蒋介石的一边。在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的过程中,他曾一度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长期担任国民党政府委员之职。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发现以蒋介石为首的江浙财阀,“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用他这块元老派的招牌,并不听他的话。丁曾幕后支持过当时驱蒋下台的风潮。蒋对丁存有戒心,丁查觉后,于一九二八年离开了南京,拒绝出席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常住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关门谢客,不问蒋的政务。陈果夫曾假惺惺地多次登门劝驾,要他回南京复职;蒋介石也亲自来过一趟,表示“慰勉”,但丁没有受其笼络,去青岛躲了一段时间。

  一九三○年,丁的学生王乐平,因追随汪精卫搞国民党改组派,被蒋介石的特务在沪暗杀了。丁惟汾看清了蒋介石的心狠毒辣,觉得与他稍有政争,断难自保,因此趋向于洁身自保。他对蒋介石采取了不即不离的态度,有时躲得远远的;蒋介石对他也是虚与委蛇。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的职务,便被蒋介石免职,代之以蒋介石的心腹CC派二陈——陈果夫、陈立夫。

  一九三○年四月,我在中共满洲省委工作期间,因执行立三路线,搞极左的宣传活动,而与其他党员和进步学生三十余人被捕,关在沈阳监狱里。

  一九三一年,我从沈阳监狱出狱后,我的爱人于培真(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当时是中共党员)告诉我说:你们这一批被捕的同志,落在了杀害过李大钊的刽子手雷锤子(雷恒成,以酷刑出名)手里,是死定了的。根据同案家属王化一的可靠消息,已内定我、饶漱石、李子芬、邱九、赵尚志、孙坤、刘明俨七人枪决。一九三○年六月间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代表大会。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就派我爱人于培真到上海找我叔丁惟汾,利用亲属的上层关系,出面找张学良活动营救。

  先叔丁惟汾知道情况后,亲自去了南京,一方面自己找张学良,另一方面通过行政院长谭延闿、何应钦等帮忙。当先叔亲自登门拜访张学良时,张已知丁的来意,带解释性地对我先叔说:“这些青年人也太不象话了,竟在一个追悼会上,公开喊反对日本的口号”。先叔接着说:“我哥哥那个孩子,我当然不愿见他先我而死,再说在东北的青年人,你怎么能让他们不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呢?”毕竟张学良是有爱国心的,立即打电报去东北,决定不杀我们,由枪决犯而改作看守犯。不久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沈阳。这时先叔又派了他的秘书王翔吾(日照人)带了重金和礼物,去东北活动营救。清朝遗老袁金凯,这时正担任维持会长,在“我人已老了,也不会再出来作事了,作件好事罢”的思想指导下,把我们关押在一起的三十几人,一个个在同一天交保释放了。这就是“满洲破坏案件”出狱的简单经过。

  一九三二年春,在我岳父哈尔滨阜济林木公司时期所买的房子里,我与爱人于培真一起住了约半年时间,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与组织失掉了联系,被迫出国到德国去留学学土木工程。在国共分裂后,蒋介石把持国民党党、政、军大权的日子里,我的叔父丁惟汾曾帮助办理官费资助过不少年青人出国留学。仅我记得名字的就有留德的龚介民、张丕介等;留美的李吉辰、于心澄、陶玉田、王隽英(丁肇中的母亲)等,当然我的堂弟丁立全和我以及我的堂妹丁玉秀三人,更不计在内,即使有一些不是他直接资助,也有通过他的关系,得以留学深造者,就更多了。至今海外华人及其侄孙辈每提到先叔丁惟汾,还是不无感情的。

  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国事日非,导致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先叔在南京却表现极为镇静,他知道既有中共插手,断不至于不可收拾,后来看到张学良被无端扣押,便决心退出政界,回乡养老。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即从南京携眷返回了山东日照官庄。但在家住了不到两、三个月,“七七”事变爆发,他又携眷乘汽车到连云港,转陇海线经徐州重返南京,以后又随南京政府辗转到了重庆。

  抗战期间,先叔初到重庆,虽有国民党常委、国府委员的重要职衔,也只能租赁张家糟房农民的三间简陋的房屋住着,一端还是猪圈,与那些党国显要人物相比,真可说相形见绌了!后来孔祥熙知道了这一情况,觉得有失蒋介石的面子,便在蒋的面前嘀咕了几句,才把他搬到“林园”去住。

  一九三八年,我在德国攻读土木建筑,学成归国,在重庆看到先叔时,他还是十几年前的老样子(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我与他没见过面,我出国的手续也是转手办理的),吸低劣的大联珠牌香烟,穿老布的中式衣服,著布鞋,饭食也极简朴,与我的老婶母住在一起。这时他已六十五岁了,仍有国府委员、中央常委两个虚衔,还挂着一个抚恤委员会主任的招牌。“抚委”经手钱粮,本可贪污中饱,但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显要相比还是比较好的。

  抗战期间,国共第二次合作,曾有在陕甘宁边区设一自治政府之议,延安方面曾希望先叔丁惟汾去担任主席。据说林伯渠、董必武曾写过信邀他,周恩来也多次晤谈,希望他去。先叔已决定去,并有中央大学教授何以鋆随行任秘书长。蒋介石也乐得把这一苦差事让他去担当,但又碍于要蒋介石出钱出粮,军令不统一,妨碍他的反共摩擦而取消此议,先叔终未成行。汤恩伯在河南省搞得民不聊生,人称“水旱蝗汤”四大害。蒋为了给汤找替罪羊,又找到先叔丁惟汾头上,要他去做河南省主席。先叔坚决不干,也只好作罢。在重庆时的国府委员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上,与冯玉祥将军配合讲几句难关痛痒的为民请命的话,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仅仅是党国元老的一种摆设。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谈判。毛泽东同志曾在周恩来、吴玉章等的陪同下,到重庆“林园”,与这位当年共过事的老朋友,做过礼节性的拜访。谈话之间,毛泽东主席也提过我,问“君羊同志好罢!”这些都是后来先叔与我亲口转达的。

  一九四八年济南解放后,我重新参加了革命队伍。中共华东局的领导同志,曾告诉我说:“写信告诉你叔丁惟汾,要他不要去台湾”。我曾连写过两封信(信是组织上转的)给他。事后得悉,他都没有收到。据当时在我叔身边的于培真告诉我,先叔临走时曾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要不是身体不好(天气一冷就小便不通),现在不是往南走,而是往北走”。最后还是以七十六岁的老迈的晚年,在一帮想借党国元老庇荫做官的年青的国民党右派裹胁之下去了台湾。但到了台湾只有四年多的时间,于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而病故,终年八十一岁,结束了他一生坎坷的政治生涯。

  七 晚景与后事

  先叔丁惟汾,从一九○三年去日本留学参加创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到一九五四年病故,先后从政五十年。据我所知,他一生并没有为子女后代留下什么恒产。如果说他留下了点什么,他继承我祖父的事业,在晚年写了《诘雅堂丛集》六种,一部音韵学书。这书仅在台湾石版印了几部,印制十分低劣;另外他在抗战前,卖掉日照部分祖产,又借了点钱,在青岛盖了一座简陋的房子,现为国家所借用。

  先叔膝下有一子、五女。儿子丁立全,与我同时在德国学土木建筑,随父去了台湾,也是搞建筑设计,早已退休了。大女儿、二女儿,抗战前就去世了;三女儿侨居美国;四女儿在巴西与丈夫共谋生活;第五个女儿,在北京清华大学工作,已退休。至于孙儿孙女外甥一辈,凡在国外留学者,也都是过着半工半读的生活。

  在早期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中,先叔丁惟汾是经历了半个世纪社会大变动的一位老人。他生前曾有撰写辛亥革命历史资料的宏愿,但在蒋介石控制下,此愿终成泡影。七十年后,再来搜集资料,已存在许多困难。打倒“四人帮”后,国家政治走上了轨道,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之际,要我写点关于先叔丁惟汾的回忆,甚感欣慰。如有失实之处,尚祈知者指正。

  当定稿以后,我想起了五十年代初,陈毅市长对我的一次谈话。当他谈到我叔丁惟汾时,曾颇具感情地说:“他老先生实在不该走,还怕没个养老的地方”。我想到这句话,不禁百感交集,涕泪泫然!陈市长的话,言犹在耳,已成往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曾经为革命做过有益事情的老人,人民终究不会忘记的。

  (张以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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