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辛亥革命网 2021-01-29 09:59 来源:山东文史資料选輯 第十二辑 作者:丁基实 查看:

我叙述先叔丁惟汾的生平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与先叔丁惟汾直接在一起的时间,是了了可数的。

  我叙述先叔丁惟汾的生平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与先叔丁惟汾直接在一起的时间,是了了可数的。辛亥革命时代,我还是不足十岁的孩子;国共合作时代,他忽南忽北,奔走于广州、上海、北京之间,两人虽能晤面,也是来去匆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以后,我与先叔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一九三二年我去德国留学,一去就是六年多,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尚有较多会面的机会。解放战争后期,我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以垂老之年,去了孤岛台湾,从此永诀。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从留居美国的亲属那儿,知道他一些晚景的点滴情况,所以我写的,只能是“我所知道的丁惟汾”,并不是他政治生涯的全部,聊备研究者参考而已!

  一 丁氏家世

  丁惟汾的家在日照县城南四十五里,涛雒镇以西五里的官庄,堂号是东留余堂。太曾祖以上几代,原住涛雒镇,后因家族分居迁至官庄。经过数代繁衍,即形成了以丁姓为主的村落。

  丁惟汾的父亲(我的祖父)丁以此,号竹筠,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由于家贫,无力举业,祖父一生,仅能以教私塾维持家计。先祖丁以此对文字、音韵颇有研究,曾著有《毛诗正韵》一书,深得民初的汉学家章炳麟(太炎)、刘师培、黄侃的赞赏。《毛诗正韵》一书,在民国初年(约一九一七——一九一八)曾刊印过五百部左右(每部四册),大概国内主要图书馆,或许还有馆藏。

  祖父有兄弟五人,分家时,每家只分得薄田数亩,同时分得债务数百吊。如将田亩土地变卖,尚难抵债银。所以在祖父一代,家境是十分贫寒的。祖父以教书收入维持家计,已捉襟见肘,至于求取功名,在贿赂公行的满清末代,很难办到。

  先叔亲兄弟二人——丁惟淞(长),丁惟汾(次)。我的父亲惟淞,因要协助祖父维持一家生计,东借西取,惨淡经营,曾从事过工商业和小手工业作坊,经营布店、酱园等,勉强支持我的叔父——惟汾和我的大哥丁立同读书上学,祖父教书收入用来还债。

  祖父幼年时代,与我的七爷爷脾气不对,感情很不好,所以祖父以此为教训,常常训诫我的父亲和叔父要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不能视兄弟为寇仇,所以我的父亲和叔父一直感情甚笃。我的父亲在我四岁(一九○六年)时就早逝了,先叔对我的大哥丁立同和我的生活是非常关心的。

  祖父丁以此,由于一生仕途无望,对满清的腐败,深为不满,因此对西学渐进的民主思想,极为崇尚。他对儿孙辈,每每灌输以民主、共和的主张。在我幼年读书的书房门上,有祖父拟的“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课幼孙”的对联;在我家菜园门上,也有“闲时铲平专制草……”(下联忘了)的门对。祖父对先叔早年从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直是赞助的,从不反对。

  由于祖父的影响,先叔的身体力行,我的大姑母家的表哥薄守德(子明),小姑家的表弟郑培南,我的大哥丁立同,都在年纪很轻时,就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表哥薄子明,曾担任山东省护国军的总司令。率军攻打袁军五镇张树元的部队(后面还有叙述),后被北洋军阀张树元勾结卢永祥部的何丰林谋杀,被列为山东省辛亥革命主要烈士之一,至今济南还有他的义家、碑碣。大哥在辛亥革命时,参加陈其美的革命军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前身),后在反北洋军阀斗争中被害。虽然旧民主革命,并没有根除旧中国的弊政,但为推翻清王朝、打倒军阀统治献出生命的先烈,仍然是值得怀念的!

  二 青年时代及家庭生活

  先叔丁惟汾,字鼎丞或鼎臣,生于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他兄弟二人,姐姐(薄子明的母亲)一人,两个妹妹。亲兄弟姐妹五人,堂兄弟十四人,堂姐妹十四人。先叔早年在家乡日照农村,随祖父读私塾,暇时协助家里农业劳动。从我的记忆中,他还能抬粪出圈,对农业劳动,还是懂得一些的。但他主要还是跟着祖父念书,是受我的祖父影响最深的一个。他不长于诗词,但对《左传》《史记》等书,在我祖父的指导下,有过较深的涉猎;对文字、音韵,也是我家继承祖业的一人。青年时代也参加过县学考试,是廪生。

  他一生的生活,从我与他的接触中,知道他一直是非常廉洁朴素的。他的原配秦氏(我的叔母),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记得先叔在日本官费留学时,省吃俭用,还把多余的钱寄回老家日照,补贴家用。我们兄弟姐妹,青少年读书时,也都受过先叔薪俸的资助。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把我的大哥带在身边。由于我的父亲早逝,哥哥牺牲,我读中学、大学以及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几乎都是先叔供给的。我因参加革命,在沈阳被捕关在监狱里二年,这时他还通过在青岛开医院的尹景伊烈士的哥哥尹志伊(莘农),每月给我寄五十元——一百元(因为当时国共已分裂,他在蒋介石属下,不能直接寄钱)。这些钱,凡是我收到的,在监狱中与难友们一起使用,改善生活。

  他将历年的积蓄,在家乡日照官庄,买了一部分土地作为学田,办了一所小学。我去德国留学期间,我的爱人于培真,曾在这所小学里当教员。

  先叔自幼过惯了比较贫寒的生活,所以养成了他节俭朴素的习惯。也由于经常处在拮据生活中,这对他后来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精神意志上的锻炼是很大的。他对孙中山的信仰,对同盟会主张是非常坚定的。在与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从未妥协过。

  他早年对我的大哥丁立同管束限制甚严,后来我的大哥牺牲了;他感情受刺激很大,所以后来对我的管束就比较放松了。我的一切政治活动,他都不加过问或阻难,但遇到经济上的困境,他都给予支持。他虽是一位旧民主革命时代的人,留学过日本,接受过近代民主思想的熏陶,但家族、亲属观念仍然很重。并觉得自己青年时代,到处奔走,读书、革命,一切家计有赖大哥(我的父亲)支撑,大哥早逝,他对子侄的长大求学,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虽借贷求人也在所不惜,他是非常注重旧道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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