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丁惟汾

　　我叙述先叔丁惟汾的生平是力不从心的，因为在我的一生中，与先叔丁惟汾直接在一起的时间，是了了可数的。辛亥革命时代，我还是不足十岁的孩子；国共合作时代，他忽南忽北，奔走于广州、上海、北京之间，两人虽能晤面，也是来去匆匆；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四·一二”叛变革命以后，我与先叔分属两个不同的政治营垒。一九三二年我去德国留学，一去就是六年多，只有在抗日战争期间，尚有较多会面的机会。解放战争后期，我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他以垂老之年，去了孤岛台湾，从此永诀。只有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才从留居美国的亲属那儿，知道他一些晚景的点滴情况，所以我写的，只能是“我所知道的丁惟汾”，并不是他政治生涯的全部，聊备研究者参考而已！

　　一 丁氏家世

　　丁惟汾的家在日照县城南四十五里，涛雒镇以西五里的官庄，堂号是东留余堂。太曾祖以上几代，原住涛雒镇，后因家族分居迁至官庄。经过数代繁衍，即形成了以丁姓为主的村落。

　　丁惟汾的父亲（我的祖父）丁以此，号竹筠，是清朝末年的秀才。由于家贫，无力举业，祖父一生，仅能以教私塾维持家计。先祖丁以此对文字、音韵颇有研究，曾著有《毛诗正韵》一书，深得民初的汉学家章炳麟（太炎）、刘师培、黄侃的赞赏。《毛诗正韵》一书，在民国初年（约一九一七——一九一八）曾刊印过五百部左右（每部四册），大概国内主要图书馆，或许还有馆藏。

　　祖父有兄弟五人，分家时，每家只分得薄田数亩，同时分得债务数百吊。如将田亩土地变卖，尚难抵债银。所以在祖父一代，家境是十分贫寒的。祖父以教书收入维持家计，已捉襟见肘，至于求取功名，在贿赂公行的满清末代，很难办到。

　　先叔亲兄弟二人——丁惟淞（长），丁惟汾（次）。我的父亲惟淞，因要协助祖父维持一家生计，东借西取，惨淡经营，曾从事过工商业和小手工业作坊，经营布店、酱园等，勉强支持我的叔父——惟汾和我的大哥丁立同读书上学，祖父教书收入用来还债。

　　祖父幼年时代，与我的七爷爷脾气不对，感情很不好，所以祖父以此为教训，常常训诫我的父亲和叔父要团结和睦，互相帮助，不能视兄弟为寇仇，所以我的父亲和叔父一直感情甚笃。我的父亲在我四岁（一九○六年）时就早逝了，先叔对我的大哥丁立同和我的生活是非常关心的。

　　祖父丁以此，由于一生仕途无望，对满清的腐败，深为不满，因此对西学渐进的民主思想，极为崇尚。他对儿孙辈，每每灌输以民主、共和的主张。在我幼年读书的书房门上，有祖父拟的“欧风美雨留嘉客，古史今书课幼孙”的对联；在我家菜园门上，也有“闲时铲平专制草……”（下联忘了）的门对。祖父对先叔早年从事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一直是赞助的，从不反对。

　　由于祖父的影响，先叔的身体力行，我的大姑母家的表哥薄守德（子明），小姑家的表弟郑培南，我的大哥丁立同，都在年纪很轻时，就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大表哥薄子明，曾担任山东省护国军的总司令。率军攻打袁军五镇张树元的部队（后面还有叙述），后被北洋军阀张树元勾结卢永祥部的何丰林谋杀，被列为山东省辛亥革命主要烈士之一，至今济南还有他的义家、碑碣。大哥在辛亥革命时，参加陈其美的革命军攻打上海江南制造局（江南造船厂前身），后在反北洋军阀斗争中被害。虽然旧民主革命，并没有根除旧中国的弊政，但为推翻清王朝、打倒军阀统治献出生命的先烈，仍然是值得怀念的！

　　二 青年时代及家庭生活

　　先叔丁惟汾，字鼎丞或鼎臣，生于一八七四年（清同治十三年），旧历九月二十八日。他兄弟二人，姐姐（薄子明的母亲）一人，两个妹妹。亲兄弟姐妹五人，堂兄弟十四人，堂姐妹十四人。先叔早年在家乡日照农村，随祖父读私塾，暇时协助家里农业劳动。从我的记忆中，他还能抬粪出圈，对农业劳动，还是懂得一些的。但他主要还是跟着祖父念书，是受我的祖父影响最深的一个。他不长于诗词，但对《左传》《史记》等书，在我祖父的指导下，有过较深的涉猎；对文字、音韵，也是我家继承祖业的一人。青年时代也参加过县学考试，是廪生。

　　他一生的生活，从我与他的接触中，知道他一直是非常廉洁朴素的。他的原配秦氏（我的叔母），一直与他生活在一起。记得先叔在日本官费留学时，省吃俭用，还把多余的钱寄回老家日照，补贴家用。我们兄弟姐妹，青少年读书时，也都受过先叔薪俸的资助。他在日本留学时，就把我的大哥带在身边。由于我的父亲早逝，哥哥牺牲，我读中学、大学以及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几乎都是先叔供给的。我因参加革命，在沈阳被捕关在监狱里二年，这时他还通过在青岛开医院的尹景伊烈士的哥哥尹志伊（莘农），每月给我寄五十元——一百元（因为当时国共已分裂，他在蒋介石属下，不能直接寄钱）。这些钱，凡是我收到的，在监狱中与难友们一起使用，改善生活。

　　他将历年的积蓄，在家乡日照官庄，买了一部分土地作为学田，办了一所小学。我去德国留学期间，我的爱人于培真，曾在这所小学里当教员。

　　先叔自幼过惯了比较贫寒的生活，所以养成了他节俭朴素的习惯。也由于经常处在拮据生活中，这对他后来参加同盟会从事革命活动，精神意志上的锻炼是很大的。他对孙中山的信仰，对同盟会主张是非常坚定的。在与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中，从未妥协过。

　　他早年对我的大哥丁立同管束限制甚严，后来我的大哥牺牲了；他感情受刺激很大，所以后来对我的管束就比较放松了。我的一切政治活动，他都不加过问或阻难，但遇到经济上的困境，他都给予支持。他虽是一位旧民主革命时代的人，留学过日本，接受过近代民主思想的熏陶，但家族、亲属观念仍然很重。并觉得自己青年时代，到处奔走，读书、革命，一切家计有赖大哥（我的父亲）支撑，大哥早逝，他对子侄的长大求学，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虽借贷求人也在所不惜，他是非常注重旧道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