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革命奋斗的一生——我的父亲丘哲

辛亥革命网 2019-10-21 09:03 来源:卢湾史话 作者:丘雪梅提供 李庆海整理 查看:

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丘哲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政治活动家丘哲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之一,他长期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运动,在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曾在上海南昌路的寓所长期居住,期间从事了大量革命工作。

  丘哲生于1885年9月15日,字映芙,广东省梅县松口区人。自幼聪慧,随父读书,12岁时已能读《史记》、《汉书》、《四书》、《左传》等,1902年考入梅州务本中学堂,后转入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毕业后任松口公学教员。松口初级师范讲习所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和同盟会在潮、梅、惠地区进行组织活动的场所。丘哲在家接受父亲的教导,在学校又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因此在读书和教书期间都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1906年加入同盟会后,他积极参与组织军事训练,联络同志,收集情报,运送武器,谋划武装起义事宜,力图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他先后参加1907年的黄冈起义,1910年黄兴策划的广东新军起义。1911年3月29日,丘哲由香港转赴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黄花岗之役,他和战友们浴血奋战,攻打两广总督衙门,同清兵展开激烈的巷战。起义失败后,他悲愤地写下了“同俦未了心头愿,犹赖青春一少年”等诗句,悼念牺牲的七十二烈士,表达了继续革命的决心。不久他又参加了张醁村领导的光复潮州的战役。丘哲在革命阵营中受到锻炼,斗争意志非常坚决,其父逝世后,家有寡母,别无兄弟,念母劬育之劳,恐自己为革命献身,母亲无依无靠,故说服其母另外领养一子奉侍晨昏,自己则冒矢石之险,参加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丘哲因革命有功,1912年冬被派往日本公费留学,1914年人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留学期间,袁世凯阴谋称帝,颠覆民国,丘哲深表愤慨,联络志士进行反袁活动,又创办《民铎》杂志,自任编辑,撰文对袁贼尽情揭露,大张挞伐,因而遭到日本警视厅的扣押,后得到留日同学和华侨多方设法营救,才得释放。1917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废弃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在广州设立护法政府,组织援闽粤军进击北洋军阀在福建的军队,攻占了20多个县。丘哲闻讯,即从日返沪,转赴福建参加粤军工作,出任漳州警务处长,剿灭土匪,安定地方秩序。1920年夏,丘哲随粤军收复广东后,出任广东省金库主任、广东省银行行长。在此期间,经粤军第一师师长邓仲元介绍,丘哲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相识,以后过从甚密,邓对丘很为敬重,而丘对邓极为爱慕,两人友谊很深。

  1922年陈炯明叛变,在广州起兵作乱。丘哲愤而离任,赴上海专心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辛勤探索国际问题。在沪期间,他尽心尽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还与共产党人交往,并对刚在中国启蒙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深感兴趣。他立志于提高中国文化,介绍国外新兴科学,开启民智,故以“启智”为名,邀张蓝霄开办启智书局和启智印刷公司,发行杂志,翻译介绍日文书籍,印刷社会科学著作。丘哲在上海的寓所,座客常满,其中多是进步人士,他们讨论国内外政局,常有争论,丘哲认为应各有见解,不必强求一致。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到了莫斯科,与宋庆龄、陈友仁一起发表《莫斯科宣言》,斥责国民党上层领导背叛国民革命。随后邓演达函约丘哲、黄琪翔赴欧洲考察农民、工人生活,研究土地分配问题。赴欧期间,他们共论国内外局势和政治经济问题,策划组织新党,继续领导国民革命。1930年丘哲经美国返国。到上海后积极投入邓演达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外界称其“第三党”)的工作,参加了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今淡水路)290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会上选举邓演达为中央干部会总干事,丘哲和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郑太朴等25人当选为中央干部会干事。从此丘哲致力于临时行动委员会推翻南京政府反动统治、建立农工平民政权的斗争。翌年,邓演达被南京政府杀害,丘哲与诸同志决心继承邓的遗愿,重振组织,坚决进行反帝反蒋斗争。此际陈诚曾邀丘哲和黄琪翔到他家乡浙江青田作客,一日饭后散步,陈诚劝诱丘哲放弃“第三党”,跟蒋介石走,到南京去做官,并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丘哲没有正面答复,只吟诵自作怀邓诗七律一首:“彤彤喋血满江湖,临难从容德不孤。海内同声伸义愤,吾侪何惜掷头颅。世人耳目终难掩,此猿心肝竟绝无。惆怅生平一杯酒,停看遗影向墙隅。”以示勾起了他对邓演达的怀念,陈诚听后,默然不语。

  “九一八”事变后,丘哲对东三省沦陷十分痛心。不久又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战争,为了唤起民众,他在上海创办了《自卫》杂志,向人民宣传抗日,揭露和斥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亲自奋笔撰文,每当我放学回家时,就交给我一叠草稿,誊清后即交书店付印。他经常向子女们讲形势,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从“九一八”事变后得寸进尺,发动“一二八”战争,企图侵占上海作为继续侵略中国的跳板,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正在英勇抗战,全国人民必须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还与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密切联系,并发动海外华侨和友人募捐,给予前方将士支持和鼓励。

  长期以来,丘哲与中共地下党员有广泛联系,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积极配合他们进行革命活动。陶尔斐斯路68号(今南昌路56号)是丘哲在上海的寓所,也是他在上海进行革命活动的地点,他经常把共产党人掩护在家里,设法为中共传递文件。曾宪植(后为叶剑英元帅的夫人)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时住在丘哲的家里,她不顾个人安危,夜以继日地在外面工作,经常深夜才回来,得到丘哲和家人积极支持和配合,十分安全可靠。还有一位共产党员温健公被反动派逮捕,关押在马斯南路监狱,他患肺病,身体很虚弱,丘哲请夫人经常给他送药品和食物,使他逐渐恢复健康,还千方百计设法营救,使他得以自由,重返前线。丘哲还曾叫住在家中的同乡温某佯装精神病人,带着大捆的共产党传单到处散发,还让儿子和女儿上学时在书包内装上传单,散发张贴。

  1933年上半年,十九路军酝酿建立反蒋抗日的福建人民政府,丘哲和大批第三党领导人同往福建,积极参加和策动,黄琪翔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丘哲出任经济委员会委员。1935年丘哲参加了在香港召开的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决定更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实现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会上丘哲当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被推定为财务委员会书记。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攻打上海,丘哲当时在上海积极参与抗战工作,与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往来密切,他号召第三党成员积极参加战斗,并发动工人,学生组织抗日后援队,募捐慰问作战部队,给予淞沪抗战有力的支持。上海沦陷后,丘哲前往武汉、广州、重庆联络各党派、各界代表人士,共商抗战事宜。

  在重庆期间,丘哲更坚定了与中共合作的信念,坚持民族团结,坚持抗战,反对分裂和妥协投降。1941年,章伯钧、丘哲等人向各方建议,并经各方努力后,组织了由解放行动委员会、青年党、国社党、救国会、职教社、乡村建设派共三党三派联合组成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称“中国民主同盟”)。3月19日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的民盟成立大会上,丘哲和张澜、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等13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丘哲积极参加民盟领导工作,经常出席各种座谈会,开展组织活动,共商重要问题。在重庆丘哲经常和叶剑英来往,有一次丘哲谈到女婿伍启惠(我的丈夫)首创的速印机,用蜡纸打字或誊写,装在速印机上手摇即能印成文字。叶剑英认为解放区很需要这种宣传工具,希望能看到。丘哲即嘱伍启惠带速印机到渝,与叶剑英见面后,叶当场写了“自力更生”的题字,伍立即印出来,叶表示满意,商定先运十架速印机由宁波转解放区,伍照办了,支援了解放区的工作。1946年为了维护政协决议,解放行动委员会在香港创办了《人民报》,由丘哲任董事长和发行人,由于宣传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创刊之际周恩来题了贺词“人民之友”,董必武的贺词是“人民之声”。《人民报》出版后,围绕着国内政治局势进行报道和评论,在华南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丘哲于1946年冬来上海。解放行动委员会中央机关也迁回上海,1947年2月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丘哲出席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委,中央执监联席会议秘书长,与章伯钧等人领导农工党的工作。同年,在民盟一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委员、常委。他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决心努力奋斗,去争取胜利。当时章伯钧、李健生、邵力子、史良、虞健等人经常到丘哲的家里讨论工作,由于来的人多,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常借查户口为名,敲门窥察,但具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丘哲等人早作好准备,以打扑克作掩护。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吴克坚经常到丘哲家来联系,并带来解放区的消息,丘哲听到解放军在军事上节节胜利,非常兴奋,受到很大的鼓舞。农工党需要印刷文件和宣传品。伍启惠办的大明实业厂专门腾出一间房间,作为秘密印刷场所,印了毛泽东的文章和《沪讯》等大量宣传品,对农工党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下令解散民盟,并加紧对民主势力的镇压。11月章伯钧等一部份农工党负责人去香港,中央机关也迁往香港,在上海则设立中央驻沪办事处,由丘哲任主任,党的活动转入地下。丘哲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继续全力以赴领导农工党在华东的工作,并经常往返于上海和香港之间,为党的工作而奔波。

  1948年1月,丘哲离沪赴港,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和郭沫若、彭泽民、马叙伦等十数人一同由香港秘密乘船前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这期间,由于劳累,血压陡升到230度,休养于北大医院时,手书一本《大梦语录》,寄给女儿作永远的纪念,内中充满对新中国的希望,并抒发了对儿女的爱抚之心,其中有一段前言:“革命卅余载,躬亲两盛逢。个人之荣辱,早付浮云中。国事时萦脑,家常媿寸衷。参商各运位,云翳障层胸。环境使然尔,宁论我罪功。”“余昔习师范,曾渡海之东。失败黄岗役,督署谋合攻。黄花纪念节,挥泪洒英雄。中岁为人役,行政又金融。清勤自检乐,两袖余清风。”休养期间,郭沫若以诗慰之:“血压过高何足惧,况君收缩力犹强。农工民主师斯列,纲领协商集杜房。”另一首《血压行·再慰引夫(映夫)》:“君苦血压高,我苦血压低,高低之相悬,百度尚有奇。想见君心忧民切,而我颟顸而无为之。请君多睡觉,尤宜寡所思,献身为三反,努力共良时。君不见鹤胫长凫胫短,长者不必断,短者不必展;一身之事听其自然,人民解放不可缓。”丘哲也以诗唱和。1949年9月,他作为民盟的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和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工作。

  解放后丘哲历任广东省农林厅厅长、广州市副市长、广东省副省长,他积极拥护和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为联系各党派爱国人士、海外和港澳同胞,号召他们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1959年1月15日丘哲在广州逝世,他一生全力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建立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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