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外祖父王礼培的生平事迹

辛亥革命网 2018-05-25 09:20 来源:湖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 作者:易新夏 查看:

王礼培,字佩初,晚号潜虚老人,是我的外祖父。我因学习文史专业,抚其遗泽,并与表兄公绥、公望共同回忆,走访有关单位,撰述了这一篇关于他的生平事迹。

  王礼培,字佩初,晚号潜虚老人。湖南湘乡人,世居湘乡洙津渡后峰,是清末民初我省著名的藏书家和诗人。他是我的外祖父。我因父母过世很早,童年即在外家抚养。外祖父去世时,我已是一个初中学生。外祖父生于一八六四年十二月初一,一九四三年三月初三去世,享年八十岁。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办理丧事时,张挂了许多挽联,其中一首写道;“摇笔动星辰,看虎将三朝哲嗣;拔云起风雨,哭龙城一代诗人。”当时,我并不很懂得,后来我因学习文史专业,抚其遗泽,并与表兄公绥、公望共同回忆,走访有关单位,撰述了这一篇关于他的生平事迹。

  为了行文方便,以下不以亲属称谓而直书名讳。

  王礼培的叔祖王錱是湘军创立人之一,到了他这一代,弃武从文。他在十岁时,随伯父寓居长沙,曾就读于思贤讲舍,后又读书于致远楼,并曾求教于湘潭著名文人王闿运。一八九三年二十九岁,中乡试举人。次年赴京应试不第。他这次赴京应考,对他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小小挫折,据闻,他在试卷中引用的是《墨子》一书的典故,而为主考官所黜落,他不服气,持《墨子》一书与主考官抗言申辩,主考官为之理屈,以好言劝他还乡。

  一九○五年八月,清政府下令;“废科举、兴学校。”湘乡县也开始办起了新式学校,设有师范、中学、小学三班,合二百余人,王礼培出任学监。此时,他与湘乡著名革命党人禹之谟交往密切,受禹之谟影响倾向革命,并秘密加入了华兴会。一九○六年,禹之谟因主持了陈、姚二烈士归葬岳麓山之事,为清政府所注目。湖南巡抚为扑灭学生运动,下令长沙各学校提前放暑假。禹之谟于假期中和湘乡籍学生一起返乡。此时湘乡学界中发生了抗争盐捐浮收风潮,所谓盐捐浮收,即食盐附加学捐,向来由贪官及地方劣绅,伙通经收盐税的畅远盐行经手,他们狼狈为奸,化公为私,共同分赃。而教育经费又由旧派把持,旧派以程希洛为首,以劝学所为中心,新派王礼培等以湘乡中学及师范学堂为中心,两派斗争激烈。新派查出盐捐浮收背后的黑幕,组织力量进行清算。恰值禹之谟和省城学生返乡。于是,在六月三十日(农历五月初九)由禹之谟、王礼培率领学生至县衙门请愿,要求追回赃款、惩办贪污犯。他们向知县陶福曾提出:“食盐加税,已违人道,浮收巨款,民命更危,倘不能根本撤销,亦应将浮收之款,移充学堂经费,免入私囊。”在交涉中激于义愤,砸烂了县衙的“明镜高悬”匾额。知县陶福曾恐事态扩大,采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拘畅远盐行行伙高岳峰收押追赃,责令出具甘结票据,陶福曾亦当众保证所追赃款全数移作教育经费。学生散去后,陶福曾即密报湖南巡抚庞鸿书,要求逮捕禹之谟等,而清政府正想抓禹之谟却无恰当口实,至此,即决定以“哄堂塞署”罪名逮捕禹之谟。禹由湘乡返长后,即感到了危险。也有人劝其他往,少避毒锋,但禹并不畏惧,并抱定牺牲决心,而对同志则表现了他的关心。当时,王礼培在湘乡盐案发生后也到了长沙,禹在黄泥塅(今之黄泥街)遇到王的家人单俊杰,要单俊杰转告王礼培,速离长沙。王礼培得信后,即和其六弟筹资乘船去汉口,并由汉口乘船至上海,泛海至日本。禹之谟则不幸于八月十日(农历六月初二)被捕,移解至靖州,由酷吏金蓉镜严刑考掠,虽惨受酷刑,始终未透露一个字,最后壮烈牺牲。

  禹案在湖南成为大狱,王礼培亡命日本,先住东京靖国神社之九段坂,补习日文,后入帝国大学学习法政,在留日期间,加入了同盟会,并于一九一○年得见孙中山先生,得到中山先生赠送的亲署“礼培同志存,孙文”字样的八寸大照片。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爆发。辛亥革命成功后,十一月,留日学生开全体大会,决议一齐回国,王礼培于这年冬由日本回国,曾到湖南省铜元局任职。湖南虽是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但起义后,政局较乱,王礼培产生了退隐思想,在铜元局不到半年即辞去,与亲友数人,赴城隍庙起誓,不入仕途,不担任任何官职,有诗说:“迳须埋名小招隐”,“引退江湖只自吟”。所以,他将自已的书斋命名为“小招隐馆",又名“扫尘斋”,“紫竹荆舍”。

  此后的十几年内,他来往于平、津、沪、宁等地,访求古籍,用他自已的话来说是:“异书一时获,外物更何求。”他家原有藏并不丰富,但经过他后半身近三十年的搜集、收藏,蔚然可观,收集了相当多的珍本、善本。为搜集、整理、校订古籍,他付出了极大的精力和有限的财力。他没有多少财产,不象叶德辉那样,亦绅亦商,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且靠印书赚钱。他变卖了祖上的有限的遗产用来购书,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在上海经营古玩字画,一个担任小官吏,也不能在经济上给予他以多大的支持。他无钱购置昂贵的宋版书,便去坊间收集散页、单页,花不多的钱买回来,自己亲手整理、裱装,订成《宋元留真谱》两册(现藏湖南图书馆),保存了古代珍贵的出版、印刷史料。后来,三十年代寓居长沙时,他常去玉泉街的旧书店浏览,买回一部古籍,加以整理评注,又卖出再买另一部,他便是采用这样的穷办法来从事古籍研究工作的。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藏,在当时湖南书贾述清末藏书人家有“叶氏藏书第一,王氏藏书第二”的称誉。

  他生平爱书如命,二十年代,溥仪大量抛售清宫文物时,他为文物的散失深表惋惜,在《废帝欲售内廷古物、奸商多窃天禄官书,事有同慨》一诗中发出了“铜仙金鞦智愚哀”的感叹。他以有限的经济力量在他的藏书中就收藏了散入民间的盖有“乾隆嘉庆御览之宝”的宫廷古籍。二十年代末,他曾到南京次子传麟处小住,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曾亲自上门,请他去国民政府的国史馆任职,又动员他将藏书捐献出来,均被他拒绝。为避免他们纠缠,他即避居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王云五亦曾登门拜访,愿出高价借阅他在上海的部分藏书并拍照,他虽在经济困难的条件下:也拒艳了这个要求。

  一九三一年,他应河南大学之聘,任文学院教授,主讲目录学、版本学。在河大任教一年,后该校任命牛津大学毕业的许君武为文学院长,他因学术思想与之不合,乃去。

  从河南返湘后,寓居长沙,继续从事古籍之收集、研究工作。一九三三年,他被湖南船山学社选为副董事长,一九三四年被选为董事长,任职到一九三八年止。他与船山学社关系很深,早年曾就读于船山学社前身思贤讲舍,王船山民族思想曾给予他以很大影响,在他的诗中,就有赞颂船山先生的篇章。他主持船山学社工作期间,除社务外,还作学术讲演,他的著作《谈艺录》一书即此时讲学的若干记录。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七年间,船山学社社址被国民党宪兵三营占用,他多方奔走交涉,达三年之久,对国民党政府摧残学术文化事业深表愤慨。

  抗日战争开始后,日军轰炸长沙。一九三八年,船山学社迁往湘潭,他辞去了董事长职务,回湘乡洙津渡旧宅,从此乡民,未再外出。他在家整理藏书,并和居乡的王季范、郑家溉(清末翰林)、肖仲祁、胡子靖、胡子清(均系清朝举人、留日学生)、凌敏刚(原保定军校教官)等往还。晚年,他的书房内藏有十大柜珍本、善本书,其中有珍贵的孤本、手抄本。在旧宅大厅内,另有三十六个黑漆书柜,柜子系从广东用优质木材定制,内壁用绸子裱好,以防虫蛀。这些书柜系用秦代三十六郡郡名编号,柜门上由他亲笔篆书三十六郡郡名,并由木工雕刻。他每日早餐后,即进书房,整理藏书,他还将所有藏书重新用棉纸装上封面,用丝线装订,并将破旧之处补好,封面及书档恭楷写上书名,他虽已是古稀之年,这一切都亲自动手,不假手别人。

  他常叹息自己既无足够的经济力量买书,又因家居潭宝要冲之地,屡遭兵燹,藏书不易保存。他的藏书曾三度被毁,一次是二十年代初,旧宅为兵所据,藏书散失,大半被驻军当了柴火;另一次是“一.二八”事变,他在上海收购的书籍全毁于战火;第三次是他去世后,一九四四年日军陷湘乡,藏书虽由家人转移了一部份,但多数还来不及搬走,日军驻扎在他的旧宅,走时,一把火烧掉了这所老屋,藏书一并焚毁。劫余部份,于解放后土改时送到了湖南省图书馆,他的藏书目录《複壁书目》 (亦藏湖南图书馆),著录了古籍一百余种。珍本、善本书除前所举《宋元留真谱》外,有明刊本《独断》二卷(汉蔡邕著)一册,系清翰林院藏书,《后汉书》有两种明刊本,一种是明万历四十七年钱塘钟人杰刻本,—百二十卷,二十册,先后经嘉禾谢东墅,枫谿谢墉等人收藏,一种有唐朝李贤的注,只存列传八十卷,此书为袁氏卧雪楼故物,书首有王礼培得此书的经过题记;明刊本《仪礼》十七卷,二册,亦为袁氏卧雪楼故物。此外有明竟陵派大师《钟伯敬先生遗稿》四卷和《续钟伯敬先生遗稿》。后者已成为海内秘籍孤本。以上几种现均藏湖南图书馆。明版书《宋六十名家词》、《昭明文选》等,清版书《全唐诗》均有王礼培亲笔批注,手抄本《西汉文》、《文文山全集》等由其亲属保存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后被抄下落不明。所藏字画中,如近人尹金易(别号和白)费时四十天精工绘制的《白云红树图》、张大千赠送他家的四幅画,均有王礼培的题跋,亦于“文革”中被抄失散。王礼培的主要著作,有诗集《前甲子诗篇》、《后甲子诗篇》,文艺论著《谈艺录》,散文《扫尘斋文集》、《雨思集》、《家传》等。在他生前出版的只有《后甲子诗篇》、《谈艺录》两种。《后甲子诗篇》收的是他六十至七十岁的创作。

  他的诗属晚清“同光体”诗派,主张学宋诗,宗法黄山谷,诗风古朴,清刻、奥衍。陈三立说他的诗“奥邃精严,志深而味隐,能收拾涪翁坠绪益自振拔,蔚成气象者,寥廓天壤,此为照影独步矣”。这个诗派的盟主陈三立民国以后虽然自居遗老,但芦沟桥事变后,以八十高龄绝食殉国。这就不是用“遗老”一词能盖棺论定的。王礼培则参加过反清斗争,民元以后退隐,不与北洋军阀政府及国民政府合作,而在他的诗集中,有不少爱国和忧民的篇什,有“草檄相如身老大,思玄平子意傍徨”的感叹,他写了二十年代初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痛苦,如一九二五年“叶某(指叶开鑫)军藉冬防,以一师之众屯驻乡城,预征田赋十五万,余家以除夕,迫于追逋,为之废飧”之事。他写了军阀统治下东南六七省的大水灾,有“北渚新愁南浦恨,有人清泪湿江篱”的哀痛。对大革命也曾一度寄予希望,在《送友人之广州从军》中写道,“地入南荒尽,城悬海月孤,折衡慎帷幄,老眼慰新谟。”蒋介石叛变,他深感失望,写道“割据英雄业,谁怜貉一丘。”在国民党统治下,他写了“十步严兵哨,千人弱吏威,更闻蚕妇叹,岁晚倚空机”,“存者依新鬼,谁与种祸胎,连村三月火,吟望肺肝摧”的不幸景象。他的《续舂陵行》,“哀民生之日蹙”,抨击了新军阀的混战,“闻道中原四十州,涨天尘埃战未休,健儿横尸血未冷,饥鹰下啄掠金眸”,“君不见,中原莽莽争逐鹿,猛将如云飞食肉”。三十年代,他目睹"九•一八”事变发生,写了《东事二首》、《锦州围急》等诗,序言中指出“东事起,不战而失地数千里”,“日本既夺吾辽东三省,遂进取热河”,“马占山守黑龙江乞援不应》”。这些篇章中均流露了一个老诗人爱国、忧国的深情。王礼培早岁攻举子业,后来又参加反清斗争,加入同盟会,民国以后,不作官,以研究、整理我国文化古籍为己任,用他个人的力量对保存、整理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了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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