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朱之洪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也是我祖父朱之洪诞辰一百四十周年。回忆我祖父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数十年，为民主革命而奋斗的一生，心中感慨万千。

　　我祖父朱之洪（字权痴，巴县鹿角场人）的一生，正如南岸区人民政府在朱之洪传略及纪念碑碑记中写的：辛亥革命的先行者，一生光明磊落、善言笃行，事济不言功，事危不避除。我祖父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工作者，他终生都在为发展教育、启迪民智身体力行。自18 岁始办“正蒙公塾”起，历任巴县（今重庆）教育会长，巴县女子学校校长等职曰首倡创办重庆大学、成都公学、邹容中学等大中小学校。晚年研究文史，主持重修“巴县志”24 卷，编撰《蜀中烈士备征录》6 卷。这些史料现在都是研究四川、重庆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我祖父后半生为革命情谊，千里奉移烈士遗骨，照顾烈士遗孤，倡议推动建立烈士纪念碑、纪念馆及学校等……这些遗存现在都成了重庆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

　　原台湾“国史馆长”周开庆在“记朱叔痴先生”中写道：“我们研究近代中国的革命事实，觉得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大都抱着一种‘权利不先，赴义恐后’的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是若干赤手空拳的志士，所以能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根本原因。在四川籍的革命先进中，朱之洪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人物。”

　　巴蜀名宿赵熙、老先生在我祖父50 寿辰时的祝寿诗中写道：

　　岁寒命分孤松操，天大风涛支手撑。

　　一脉朱家留侠烈，平生白眼留公卿。

　　我祖父的侠肝义胆，在他整个革命生涯中多有表现：如他任保路同志会会长时，在成都的总督衙门口，站在三层桌子搭成的讲台上演讲，慷慨激昂，听者都为之动容。在密谋重庆辛亥起义时，他两次冒险翻越城墙，缒城而下，迎夏之时军入城，促成起义成功。为阻止林绍泉叛乱，他义正严辞，袒胸堵枪口等侠烈之事，光照史册。他的侠义不光表现在对革命的忠贞，也表现在他对革命同志的热忱救援中。黄花岗之役后，我祖父获知熊克武、但懋辛被困于广州虎门，即漏夜带病冒风雪，驰骋数千里，赶赴广州救援。他甘冒风险，营救熊、但二人脱险之事，也在当时传为佳话。

　　说到我祖父与中山先生革命情谊，亦使我们后辈深深感动。1913 年，我祖父在讨，军兴时任安抚使，事败，流亡日本。首次谒见中山先生，中山先生对他很器重，常与之商谈国事。一日天雨，中山先生冒雨前来，正遇我祖父在寓所补袜，他正想收拾针袜起迎，中山先生笑而止之曰：“吾辈革命艰苦，实为后人谋百世之福利耳。”乃自取另一只袜，与我祖父促膝而坐，一边补袜，一边谈国事。我祖父十分感动，中山先生辞去后，即将这些袜子收藏。回国后，每年“岁时伏腊”即将中山先生亲笔题写的“海阔天空”、“天下为公”及“天地本逆旅，道义凭仔肩”等墨宝悬挂中堂，那双中山先生补过的袜子也呈于香案之上，向儿孙们解说当年之事。

　　关于我祖父为革命奔走不遗余力，事济未尝矜功，危难未尝回避，一生不慕名利，甘愿淡泊，为朋友两肋插刀，为战友情谊安顿烈士遗骨，照顾烈士遗孤，倾其一生之力的处事立身准则，在程定达先生的“革命先驱朱之洪轶事”，彭用仪教授的“忆辛亥革命的一位杰出人物要要朱之洪”，余大德先生的“朱之洪挽杨沧白联”以及张映书教授的“刚直不阿的朱三爷”等署名文章和辛亥革命记事里都有浓墨重彩的阐述。

　　我祖父生前最使人感动的是他那种“一生一世，仍见交情”的古侠风范。他在任同盟会烈士纪念会四川支部负责人时，亲赴京、津、沪移奉张培爵、邹杰、魏荣权、张威、程中权等烈士遗骨，葬于浮图关烈士墓园。为了更好地培养烈士遗孤，还特地倡议建立了遗爱祠小学等……茶园新城管委会在朱之洪纪念碑中也写到由我祖父主持操办或推动发起，建立起来的沧白堂、邹容纪念碑，以及邹容中学、罗斯福纪念馆、浮图关革命烈士墓园等。为重庆历史文化名城铺垫了不少基石。

　　张培爵之女张映书教授在“刚直不阿的朱三爷”一文中写道：在重庆、成都谁要提到“朱三爷”，人们便知是那个不畏强暴、不欺贫弱的朱之洪。他平生鄙弃名利，自甘淡泊，对社会公益、党内事务以及同志中的困难处境，总是豪侠而热情的对待，尤其是革命先烈的归骨西蜀，烈士事迹的征辑，烈士后裔的教育、生活安排等，都经他细心筹划，这就是“三爷”为什么扬名巴蜀深深铭记在我们晚辈心中的主要原因。

　　我祖父也是一位敦厚长者，孝敬父母、友爱姐弟。他视诸侄胜已出。谆谆教诲儿孙要“一辈子存好心，做好事，为好人”。凡亲戚有难，朋友有求，乡邻有灾，无不鼎力相助。至今乡间仍有我祖父自甘淡泊、廉洁奉公、助人为乐的轶事流传。民国政府成立后，我祖父已不大参管政事，因我家在重庆市区内没有自己的房子，我祖父与我们一家仍居住在乡下，出门办事走田间小道非常不便。当地政府便提出为我们修一条好点的路，祖父知道后断然拒绝。至今，乡亲们见到我们仍笑说：要是你老爹（祖父）当时答应修路，我们村早就好了。

　　“巴县志”记载：重庆解放前夕，汪云松与我祖父和温少鹤等商界代表，为保护城市、维持地方秩序迎接解放做了大量工作，那时我祖父已78 岁高龄了。解放后我祖父受到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优遇，刘伯承将军曾亲临寓所探视，还被特邀为重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1951 年我祖父因中风逝世，但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他，我祖父现已被重庆市人民政府确定为重庆名人，并塑像于重庆名人馆。

　　我祖父历任辛亥革命时的蜀军政府高级顾问，四川省议员，众议：议员，国民参议会议员及孙中山国民党本部参议等职，但他从不骄傲，总是平易近人，为人方正；他从不隐瞒自己观点，常于大庭广众之中，滔滔不绝，不满之事亦大声直说，所以大家也叫他“朱三吵吵”。 彭用仪教授在“忆辛亥革命中四川的一个杰出人物——朱之洪”一文中写道：朱老光辉战斗的一生，正如熊克武所说：“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有益于革命，有益于青年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