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义旗下同龄人——记祖父刘家佺与熊秉坤先生的情谊(2)

辛亥革命网 2021-01-14 14:5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刘经熙 查看:

面临危局,清政府苟延残喘,其中湖广总督张之洞,以图挽狂澜于既倒,但事与愿违,这反而为清王朝准备了一批掘墓人。熊秉坤先生和我的祖父刘家佺便是其中的一对同龄人。

  武昌首义胜利后,革命党人创建了第一个新式政权即湖北军政府,开启了共和之先声。熊秉坤先生率民军主力第五协驻防云梦汉川一线,并积极准备北伐;祖父刘家佺被任命为军政府军务部军事局局长。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原系清军协统,因治军有方而得到士兵拥戴,起义之初被士兵裹挟加入起义队伍,事出勉强,成功之后,黎元洪与起义元勋共进会和日知会的成员熊秉坤、吴醒汉、蔡济民等人常显意见相左,格调不一。祖父与熊秉坤等诸位先生毕竟是在激烈的战火中结下情谊,又时值青春热血,鼎革功成,踌躇满志,据祖父回忆,他与这几位青年将领常常“纵酒高议,旁若无人”,手足之情,可见一斑。

  武昌军政府虽然一时代行中央政府之职责,但其组成人员极其复杂,涵盖同盟会、日知会、共进会等革命团体,以及地方士绅、会党、原清廷官兵等,难免龃龉时生,冲突频出。祖父刘家佺看在眼里,忧上心头,曾利用机会多次向黎元洪宣讲孙中山先生革命大义,力图促进黎与熊秉坤先生等革命党人协力共济,以图大业。然而,“道不同,不相为谋。”最终还是酿成了武昌群英会反对孙武的“二次革命”②。

  以后熊秉坤先生投身反黎(元洪)倒袁(世凯)斗争,被迫亡命日本,刘家佺则仍供职于黎元洪身边。但这次分别,并未影响到熊、刘两位战友之间的革命感情,以至历经数十年依然如故。

  在历史的长河里,不时总会有泥沙泛起,逆流倒行。1915年,袁世凯终于凶相毕露,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推翻共和,自称“洪宪皇帝”,这一倒行逆施立即受到全国各阶层民众的强烈声讨。此时远在日本的熊秉坤先生,也立即回到湖北组织“讨袁军”,与黄兴、蔡锷、李烈钧等反袁护国行动相互呼应。民国“副总统”黎元洪则公开反对帝制,辞去一切职务,还一度被袁世凯幽禁。刘家佺在这段时间里,始终更随黎元洪左右,态度鲜明反对袁逆,拥护共和。这位“洪宪皇帝”称帝仅八十三天,终于在举国上下一片责骂声中,众叛亲离,忧病而死,终年五十七岁。

  尽管袁氏称帝的闹剧以惨败而告终,中国却陷于封建军阀割据,相互混战不已的混乱局面。眼看民主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进步力量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1917年7月,孙中山率领部分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设立大元帅府于广东士敏土厂,并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武装护法运动。熊秉坤积极响应,任广州大元帅府参军,直接参与平定军阀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2年秋又奉孙中山之命,潜回武汉策反时任湖北督军萧耀南。

  萧耀南是中华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坐镇江汉达五年之久的军阀,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位颇受争议的人物。争议之处也就在于他一方面身处北洋阵营,另一方面又认识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力量深得民心,必将取北洋而代之,因而态度游移。熊秉坤曾在清军工程营与萧耀南同为袍泽,所以能被孙中山先生委此重任。祖父刘家佺一直跟随黎元洪,因黎受到直系军阀所逼下野,刘家佺随之离京回到汉口,担任北洋政府外交部汉口第一特别区(即原汉口德租界)管理局主任,萧耀南在汉口的公馆正与第一特别区毗邻,无事时常渡江来此居住,与刘家佺一度过从甚密。

  熊秉坤衔命来到汉口,便立即与刘家佺合议策反萧耀南之事。而就在此时,以广州为根据地的护法运动声势日益壮大,萧耀南迫于形势,通过刘家佺秘密邀请广东方面派代表来汉,代表为同盟会创办人之一刘禺生先生,以图谋划脱离北洋政府,刘家佺当即将此动向告之熊秉坤。眼看湖北易帜一事即将告成,却被北洋政府当局觉查而败露,据祖父刘家佺生前回忆,北洋政府收买了萧耀南近身侍卫,将砒霜掺入萧常吸的鸦片烟膏中,萧耀南应是中砒毒而亡的。湖北易帜虽功败垂成,但熊秉坤和刘家佺通过此事,从认识到感情都更加走近了一步。

  此后的中国经历了北伐、内战、抗战救亡、解放战争直到新中国建立,可谓风云跌宕,天翻地覆。熊秉坤和刘家佺以及一代辛亥志士们,遵循着孙中山先生“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教导,为寻求一条“振兴中华”,追求进步的道路而不倦探索。他们都曾供职于民国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熊秉坤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刘家佺任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部兵工署专员并兼任陆军大学教授,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献力献策,终于迎来这场民族救亡战争的伟大胜利,熊秉坤先生更因功劳卓著而获得“一等景星勋章”,同时获此殊荣的还有吴稚晖、吴铁城二位先生。

  1946年,按国共《双十协定》相关条例,国民政府军委会办理第一批军官退役,这两位戎马倥偬大半辈子的首义军人,随同冯玉祥、鹿钟麟等高级将领一齐退役,结束了军旅生涯。同年,在他们的故乡,也就是首义之区武昌,隆重举行了“辛亥首义同志会”成立大会,首义率先发难的功臣熊秉坤与程潜、王正廷、陈果夫等四位,被与会人士一致推选为大会指导员,刘家佺则被选为大会名誉监事。昔日携手推翻封建帝制的“愤青”战友,转眼已是白发花甲老人,抚今追昔,难免感慨万千,想起为实现“总理遗志”而走过的曲折历程,看到经历八年抗战迎来的大好局面又面临内战的危机,这批辛亥志士无不痛心疾首,他们中的多数已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施行独裁专制,腐败透顶表露无遗,迟早终将为人民所唾弃。在此期间,熊秉坤先生以自己的特殊经历,对包括我的祖父刘家佺在内的辛亥战友进行宣传和开导,让他们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原来,熊秉坤先生在黄埔军校创建期间,结识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批共产党人,并一起参与北伐战争。这一批共产党人光明磊落的胸怀、高瞻远瞩的眼界、处处以民族大义为重的操守,都给熊秉坤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深感这无疑是中国的光明和希望,这一认识也通过言谈和交往,潜移默化影响着诸多辛亥同志。蒋介石悍然发动内战后,熊秉坤奋起通电反对独裁,推进由李书城、张难先等发起的“和平运动”;刘家佺在接受《武汉日报》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内战不能继续打下去”,这些言行,都在当时“国统区”产生很大的影响。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日益明朗,包括熊秉坤和刘家佺,以及李书城、张难先、刘成禺、喻育之、耿伯钊在内的绝大多数在汉的辛亥元老,都纷纷回绝来自台、渝方面的“劝告”,留待武汉。武汉解放前夕,熊秉坤与李书城、张难先、喻育之等组成“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主动担负起维持地方治安的重任,熊秉坤任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公安组负责人。其间,刘家佺同上述诸位先生保持密切联系,不动摇,不彷徨,一齐配合武汉地下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将一座华中重镇——武汉,完整交到人民的怀抱中。

  新中国的建立让这两位世纪同龄人,又寻找到相同的人生归宿,他们都得到人民政府的礼遇。熊秉坤先生历任湖北省政协常务委员、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参事室参事、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重要职务。在他的引荐之下,祖父刘家佺曾先后在湖北省工业厅和湖北省文史馆工作,为建设新社会发挥自己的专长。

  两位先贤曾长期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他们亲身感受到列强对祖国的欺凌和蹂掠,反动政权的落后腐败,从而不惜抛弃高官厚禄,毅然奋起抗争。幸运的是他们都曾置身伟大革命领袖孙中山身旁,亲耳聆听领袖的教导,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亲手完成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历史伟业。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曾指出“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熊秉坤和刘家佺每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能顺应潮流,作出正确的抉择,站在进步的一方,无愧“铁血军人”和“总理信徒”的称号,他们的传奇经历和结下的深厚情谊,堪称辛亥革命志士间的一大佳话。

  【注】:

  ①熊秉坤与刘家佺同为农历乙酉年生人,鸡属相,应为同龄人。

  ② “这里所说的‘二次革命’,不是指1913年夏秋国民党发动的全国性讨袁之役(史称‘二次革命’),而是指1912年2月27日在武昌发生的湖北军政府内部的‘群英会’事变,当时武汉一带把这次事变叫做‘二次革命’。武昌‘二次革命’打击的直接目标是时任军务部长的孙武,但这次事变包含着更为深广的内容,它表明湖北军政府内部的分裂已经公开化。以‘倒孙武’为目标的群英会‘二次革命’发生的更直接原因则在孙武和黎元洪相结合,宣称拥护袁世凯,并且组织‘民社’,推戴黎元洪为领袖,与同盟会作对,甚至纵容孙发绪攻击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冯天瑜 张笃勤著《辛亥首义史》,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1年4月第一版第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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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刘家佺(仙舫)先生之孙,退休教师。现任辛亥革命网编审,并与熊秉坤先生之孙熊永铸、蔡济民先生之孙蔡礼鸿同任该网《辛亥北伐之湖北战区》课题学研组组长。当年先辈并肩浴血奋斗,如今后辈携手潛心学研,也堪称辛亥革命志士后裔间的一段佳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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