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君克强先生(3)

　　在小石川区

　　一九一0年，我随先君住在东京小石川区，同住在一起的，林时塽、林觉民、何天炯、方汉成、李文甫以及方声洞之弟等十余人。当时大家的生活很艰苦，有二次连伙食费也筹不出来了，眼看就要断炊。先君拿出他的出他的一件大礼服，要我去当了三十日元。我们十多个人就靠着这笔钱吃了一个星期的红薯，才勉强度过难关。

　　赎当的期限到了，我把大礼服赎了回来。在在翻晒这件衣服的时候，出乎意料之外，从衣袋里发现一张一百日元的大钞。这张钞票是什么时候放在口袋里的，先君已经记不起了，我在送当时以及当铺中人收检时，都没有搜出来。忽然添了一笔意外之财，大家都很高兴。先君对于衣着素来不大讲究，但求其整洁而已。即如这件大礼服，原是一九0四年到东京后为了会见外宾之用而做的，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的身体虽然发胖了，仍然穿着这件已经不合身的礼服去接待外宾。

　　广州三月三十九之役

　　一九一一年一月，先君由南洋到了香港，在跑马地三十五号设立统筹部，准备在广州举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我于先君到香港后，也由日本来到香港。这次，我冒宫崎龙介之名，穿和服，讲日语，将由宫崎寅藏介绍向日本人仓地购买的驳壳枪五十枝、勃郎宁二十支和子弹一万余发，分装装四囗皮箱，运到香港交给了统筹部。

　　这年二月，党人龚敬夫从其亲戚张通典（湘乡人，时为广东巡警道衙门文案师爷）处，打听到巡警教练所有几名缺额可补。先君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因为教练所有学员四百余人，枪支二百支，如能掌握在我们手里，对起义会发生很大的作用。于时，派人进去，既可以联络同志，熟悉广州的街道和当地方言，又可以借巡警学员的合法身分作掩护，参与起义活动。于时，决定派我和陈方度、柳聘农、胡国梁四人同往应考。我们都是湖南人，陈方度的年龄最大，我最小。在香港动身时，先君嘱咐我两桩事：一是要戒骄戒躁，谦虚待人，好好联络同志，二是要听从陈方度的调度，不要各搞一套。我们到达广州后，立即报名应考，结果都考取了。但一时找不到保人，到三月初才由张通典、周达夫（同盟会会员，湘阴人，时任广州西关警察署长）分别担保，入所受训。我们一面积极联络同志，一面等待发难的命令。当时全所学员四百多人，每支步枪有子弹五发。自温生才炸孚琦后，外间风声很紧，巡警遭衙门怕学员出问题，把子弹都收去了。

　　阴历三月二十五日，先君由港到省，确定三月二十九日发难，并将原来决定的十路进攻计划，临时改为四路。其中陈炯明一路进攻巡警教练所，由我们作内应。二十九日午后二时许，我们四个人一起去见该所所长夏寿华。谈了一番革命道理，并出示手枪對夏寿华说：“我们就是革命党，今天下午五点半钟我要发难了。”夏寿华对我们说了一些同情革命的话，并坚留我们喝一杯酒。我们在夏寿华的签押房里吃了酒菜，就飞奔到小东营五号机关里。先君正在发号施令，整装待发，没有和我们多讲什么话，只交代陈方度赶快回去，待机行事。于是我们又匆忙跑回巡警教练所，等待陈炯明来攻，以便里应外合，不料陈炯明不按計划行事，初以全力守大南门，后则并大南门而不守，因而坐失良机，对整个起义影响很大。先君后来还几次对我谈到陈炯明这次的误事，感到十分愤恨。

　　这年秋天，先君追念死友，填了一阙《蝶恋花》词。全文如下：

　　转眼黄花看发处，为嘱西风，暂把香笼住。待酿满枝清艳露，和风吹上无情墓。回首羊城三月暮，血肉纷飞，气直吞狂虏。事败垂成原鼠子，英雄地下长无语。

　　辛亥秋，哭黄花岗诸烈士。调寄《蝶恋花》。

黄兴

　　八字家书

　　一九一一年十月，武昌首义，中外震惊。先君由香港打电报到东京，要我急速去港。当我赶到香港时，先君已经动身去上海，胡汉民坚留我和其他一部分同志在香港，等待广州发难。后因陈其美从上海连来两次急电，说需要人力支援。于是胡汉民叫我和赵光（赵声之弟），洪承点等七八人速往上海。到上海后，才知道先君刚赴武汉督师。十一月四日，上海方面攻下了制造局，洪承点等即着手组织军队，以原第九镇一部分官兵、上海参与起义的警察以及巡防营士兵为基础，组成沪军先锋队，并推洪承点和我任正、副司令。

　　这时，武汉战事正在剧烈进行中。先君托张竹君（女，上海南市医院院长，武昌起义后组织红十字会救护队去汉阳前线，这时回上海采购药品）带信给我，要我赶快到武汉去。我因沪军刚刚组成，又须往镇江，杭州等地联络，不能抽身前往。随后不久，先君从汉阳前线寄了一封信给我。拆开-看，仅仅八个大字：“一欧爱儿，努力杀贼。”这是先君因为我不能到他身边去，在军书旁午之际，特地写来勉励我的。

　　就在接到这封信之后不久，汉阳战事危急。为了策应汉阳战局，牵制清军兵力，我们率领沪军，会同浙、苏、苏、吴各处民军，陆续开到镇江，会合当地民军，推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协力围攻南京。十二月二日，南京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