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辈和哥老会首领马福益

　　我的曾祖父叫刘方尧，他生活的时代正赶上太平天国起事和湘军的崛起。曾祖父兄弟三人，都参加了湘军，其中两兄弟三十多岁就死于战场，而曾祖父的一生则带有传奇色彩。他隶属于老湘军军营，是曾国荃手下的一名威武的旗手，当时的军旗长宽皆有一丈多，曾祖父能双手托举，挥洒自如，当风而立，威风凛凛，军中都称他为“刘大旗 ”。他追随统帅曾国荃，不到一年功夫就从十夫长提拔到参将，先后转战东西梁山，攻和州，下当涂，夺采石矶，直打到金陵雨花台。有一天，他独自巡营，看到敌军在壕沟里窥视，立即奋勇出击，经过一番搏斗，终于将其制服擒归。其实对手也是一名了得的骁将，是太平军元帅李秀成部下的总制林迪荣。刘方尧见林迪荣也是一条好汉，不忍杀他，便劝他投降。这时军营里正好张挂有岳飞像，林迪荣反而指着像侃侃而谈：“我不愿意归降虏夷，就是本着岳武穆的遗言，直捣黄龙，与三军痛饮！今天是我不幸孤身轻出，落于你手，有死而已，还有什么话讲！”这番话倒是把曾祖父说动了。异族统治已是两百多年了，恢复中华不正是自己也一样的理想么？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最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竟然把林迪荣放了。这可是杀头的大罪，事情被同营的人报告给了主将李臣典，李臣曲立即命令手下的兵丁捉拿曾祖父正法，曾祖父奋力击倒数人，其余的见不是他的对手，也就后退躲避。曾祖父不想昧大义而继续效忠异族于是潜回了家乡。

　　由于清军已传文逮捕曾祖父，他在乡间难于存身，于是化名刘耀，由堂兄钦尧的介绍，顶替他到县衙当了一名捕头，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他知道事不可违，只能安于天命。“君子在上，则泽被四方；在下，则惠及一方”，于是以平反冤狱，全活苦民为自己的职志。曾祖父常常向下辈讲岳飞的事迹，以此培养砥砺后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忱。在这种家庭的教育下熏陶长大的祖父和叔祖父从很年轻时便具有强烈的反清情绪和报国志向。

　　马福益原名福一，号梓熊，后改名福益，湘潭县今射埠镇碧水湾人，其父为佃农，十岁时因地主退佃，经人介绍，举家迁醴陵西乡瓦子坪种田，他幼时读过几年私塾，魁梧有胆略，以侠义著名于乡，稍后，在原湘潭县雷打石石灰窑做工，成为石灰窑总工头。1891年马福益为首创立田龙山会，自称“四路总统”。1897年马福益为长江流域哥老会众拥戴为龙头，拥众逾万，“影响及于闽、赣、湘、鄂四省”。1900年，湖南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失败，马福益原拟率部响应，因汉口先期事泄致准备不及而未能参加。但清廷仍侦知了情况，下令湘潭县限期逮捕马福益。此消息为时任湘潭县衙捕快的曾祖父得知，当即密嘱祖父向马福益通风报信。当时，祖父抢在捕快陈某之前，抄小路找到马福益寄居的湘潭江边的一家小客栈报了信，事后，马福益着人将一大腿猪肉和五十斤白酒送至刘家致谢，两个月后，祖父去南岳途中，下榻在一个小镇的客栈，巧遇马福益，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马福益称祖父为“恩兄”，并告诉他现时在潭家山煤矿当工头，还将联络暗号告诉了他。

　　1903年，祖父进日本弘文学院速成班学习，与爱国志士黄兴同班，因志同道合结为至交。此前1900年沙俄派兵侵入我国东北，1903年又违约增兵，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4月29日，留日生500余人集合在东京神田锦辉馆，会后由黄兴和我祖父等发起组织俄义勇队，5月2日，义勇队改称学生军，后又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开始部署在两湖及南京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推翻反动的清王朝。5月31日，黄兴自东京返国，临行前，征求祖父意见。祖父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多可赞叹。比如湖南会党有戴某者，违法会规，其头目马福益，星夜开堂，判处死刑。当其泣送河间自剖胸腹时，路过山阿狭隘处，死者犹回顾马福益曰：“大哥好走，须防失足跌下坑去。马亦呜咽应而慰之。由此可见其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当时黄兴又对祖父说：“闻马昔遭难，君曾救济之，联络似较容易，故望君及早归国，共图之耳。”（刘揆一《黄兴传记》）

　　这年10月初，祖父结业返长沙，黄兴在连升街邀集刘揆一、彭渊恂、章士钊、宋教仁、胡瑛、周震麟、徐佛苏、柳大任叔侄以及外省福建候官翁巩、江苏无锡秦毓鎏，决定成立华兴会。1904年2月15日，在明德学堂校董龙璋西寓所召开华兴会成立大会。到会者除上述人员，还有叔祖父刘道一等。会议公推黄兴为会长，刘揆一、宋教仁为副会长，并拟定了反清起义计划，他们分析国情，认为可以采取“雄踞一省，然后号召各省响应”的策略。

　　刘道一这时曾在党内献计：“此时举事，在利用不交通之地点。我党欲得根据地，不如先据湖南，前瞰洞庭，背负五岭，有险可恃，不至动辄失败。”并为党人所采纳。

　　华兴会成立后，又专设了一个联络会党的机构“同仇会”，即仇视清廷之意。黄兴自任大将兼会长，刘揆一任中将，掌握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握会党事务。这个任命能否为马福益所接受？于是，祖父和黄兴商量，决定派叔祖父刘道一先行联络，承担游说马福益与华兴会合作的任务，并物色了一个哥老会成员万武同行。

　　1904年2月末，叔祖父刘道一与万武带着黄兴给马福益的亲笔信，由长沙水西门外乘班船于次日到达湘潭，找到了一个姓苏的“圣贤”（哥老会中办文件的人员称为“圣贤二爷”）引路，步行三十余里，终于找到马福益。此时马福益与黄兴素不相识，刘道一又没亮明自己是刘揆一弟弟的身份。马福益首先“颇表轻慢”。叔祖父能言善辨，不卑不亢，当即晓以革命大义。他说：“马大哥！我今天是奉黄先生之命而来，除了信上的话以外，我尚有几句言语要在大哥台驾前请教的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堂，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朝廷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我们闻大哥之名久矣，知道大哥是条汉子，又是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英雄，所以，我们黄先生才特地派兄弟们来，同马大哥谈谈。信上没有说的，由兄弟口述。”这番话说得马福益对之肃然起敬，连称自己是村野之夫。接着，叔祖父继续侃侃而谈，讲起了革命的宗旨：“第一，是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缘故，都是满州人弄成的，所以非革命不可。第二，是满州人的心中，把我辈看作他们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也不愿还政于民。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马福益深为叔祖父一席话折服。当他得知叔祖父即是自己的“恩公”、“恩兄”的家人，更是赤胆交心，说“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如果有用得着我的时候，无不唯命是听。叔祖父和万武在这里住了十多天才离开。（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

　　有了叔祖父的先行，随后一个初春雪夜，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相会于湘潭县茶园铺潭家山煤矿的一个矿洞中。三人席地而坐，各倾肺腑，共谋光复大计。“计以十月十日清西太后七十生辰，全省官吏在皇殿行礼时，预埋弹药其下，以炸毙之而乘机起义。省城以武备各校学生联络新旧各军为主，洪会健儿副之，外分五路响应，洪会健儿充队伍，军学界人为指挥”。（刘揆一《黄兴传记》）

　　此次起事，推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分任正副总指挥。因此年为甲辰年，故此次起义后被称为：“甲辰长沙起义”。但起义因醴陵会党败类刘佐楫的告密，导致事泄失败，10月24日，黄兴在自己三十岁生日这天险些落于虎口，11月初潜出长沙，途经武汉，逃往上海。祖父刘揆一出逃靖港，后亦经汉口赴沪，黄兴和祖父12月初转赴日本。事变时马福益在湘潭，未知有变，获会党联络刘重急告，走避广西。马福益不久潜回湖南洪江，重新部署起义，派党徒谢受祺往上海联络。叔祖父刘道一在沪，与之接洽，后将此意转告黄兴和祖父。二人计议，甚表赞同。马福益1905年2月中旬由党徒迎接转赴湘潭，后来潜至江西萍乡。4月12日在萍乡城运河中一只船里被捕，据说就缚时曾手刃六人，清兵以铁链锁其胸骨，解往长沙。4月20日马福益被湖南地方巡抚端方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