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先父熊秉坤的一些经历及言谈(2)

　　1953年，毛主席来武汉，我们正在家吃晚饭,忽接省委派专人送来紧急通知，说十分钟后省委派专车来接父亲前去开会。父亲当即更衣，原来是省委为毛主席特地准备了一场精彩的戏剧晚会。父亲是应邀前往作陪的代表之一。晚会前，毛主席还专门接见了作陪的代表们，父亲回到家里还激动地跟我们说：“我见到了毛主席，他身材魁梧高大，举止端庄持重，使人感到威而可亲，严而可敬。看戏时，毛主席在三排中间就座，我坐在四排稍边一点。毛主席一出现，掌声四起，台下鼓掌，台上演员也忘了演戏，一齐拥到台口，又是跳，又是蹦，台下台上一起欢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则向大家挥手致意，并频频点头……”这件事过去了很久，父亲还激动不已，常说：“在过去，我也少有这样的礼遇和光荣。”当我在1958年武钢一号高炉出铁，见到毛主席后回家告诉父亲时，父亲骄傲地对我说：“我比你早五年见到了毛主席。”充分表达了父亲的高兴心情。

　　从1959年起，由于父亲年事已高，凡晋京参加政协会议或其他活动，组织上均让我作陪前往。1961年，受中央邀请，参加国庆庆典及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父亲与同盟会的温楚珩、原共进会的李白贞一起前往。当我们乘车离汉之际，省长张体学同志照例前往车站送行，并情切热诚地询问几位老人的身体情况、家庭情况，还祝大家一路平安。又特别告诉我父亲：“三老代表是湖北省委经过慎重研究后决定的。”他还希望父亲搬到水果湖新房居住。父亲说：“谢谢党的关怀，儿孙自有儿孙福，不能太拖累国家了。我还是住旧房好。”体学同志接着说：“那就派人把你老的住房维修一下。”不久，体学同志果然指示有关部门派人来我家将住房进行了维修。

　　父亲此次上京，所受的礼遇与关怀可说是空前的，国庆大典，父亲上了天安门。朱德委员长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父亲。吴玉章老人、李六如最高检察院都到饭店看望了父亲。周恩来总理邀请父亲参加了国宴，还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张执一同志安排了一次旷古未闻的历史性会见，被誉为“奇人、奇事、奇闻”。

　　国宴上，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高举酒杯来到父亲身旁说：“辛亥革命，您打响了第一枪.....容我敬你一杯。”父亲说：“经当不起，辛亥革命推翻封建，是全国志士仁人共同的功劳，今天的见面，我们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殊途同归，都成为了新人。新人做新事，你有了前景，我有了幸福，让我们为周总理的健康干杯，为毛主席万岁，为中国共产党万岁干杯！”

　　当年的统治者向揭竿而起的革命者，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国宴上敬酒，可谓震惊四座，都称这是党的伟大，统战政策的胜利。在人们的啧啧称赞中周总理又精心安排一次历史的正式会见：

　　10月13日，全国政协按周总理的指示，在政协第四会议室里安排了一个座谈会，参加人员除父亲与溥仪外，还有从湖北一起去的温楚珩、李白贞，从甘肃去的首义时炮打瑞瀓座舰的文学社员邱文彬，1924年把溥仪赶出皇宫的京都警备司令鹿钟麟以及溥仪的叔父载涛。

　　这些原本不同类型的人物，在一起齐声歌颂党的正确、光荣、伟大，感谢党的关怀。父亲说：“过去冤家路窄，拔刀相见；如今新社会是冤家路宽，我们平起平坐，团结和睦，说明了党的政策正确，说明我们通过党的教育和学习都有了提高，择善而从，殊途同归，似梦非梦，真是东方奇谈。”爱新觉罗·溥仪说：“通过教育、改造、劳动，使我懂得了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我由皇帝、战犯变为自食其力的新人进而成为了中国的公民、国宴嘉宾。想起我从苏联被押送回国时，心中害怕得要命，谁知我这原是十恶不赦的人，获的了新生，俗话说‘乞浆得酒，梦中少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

　　会见者一致高歌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春回大地，换了人间。他们一致表示要认清历史潮流，随着时代前进，为祖国的统一富强，为民族的繁荣昌盛作出新的贡献，并向精心安排这次“奇会”的周总理深表谢忱。

　　这次历史性的“奇会”结束后，全国政协的同志向父亲等征求意见，问有些什么要求和愿望，想到什么地方去……，大胆提出来，尽可能满足。父亲等几位老人商量了一夜，个个都想毛主席和周总理能在小范围内接见他们一次，可后来又考虑到毛主席、周总理日理万机，时间太宝贵，不能占用，因此最后决定请求李先念副总理能否接见一次。愿望是尽早建成辛亥革命纪念馆。鉴于国家当时正处在灾害年月，什么地方也不去旅游参观了。这些意见，由父亲向全国政协的同志提出，并再三向毛主席、周总理表达了敬意。

　　几天后，果然接到李先念同志的邀请，李副总理还请来了董必武副主席、涂同志(董老办公室负责人）、李四光、张难先、李书城、李范一等。会见时，大家都非常激动，董老说：“毛主席、周总理太忙了，不能来，我们代表他们来看看大家。”大家紧接着说：“惊动董老，我们内心都十分不安。”董老说：“今天是北京的湖北佬请家乡来的湖北佬，又是财政部长做东，我哪能不来？！听说李先念准备了湖北菜，我不能失去这份口福，好久没有打牙祭了啊！”先念同志接着说：“董老身体力行，将自己视如一般群众，决不特殊化，拒不多吃多占，自己订立了群众生活不改善，就同人民群众一样艰苦的约法。”董老说：“毛主席、周总理都是一样啊！他们保持了延安时代的精神风貌，我哪能搞特殊化。”这时，在座的人眼眶都红了，父亲说：“共产党心里只有人民，这就是伟大，真正的伟大。有这种伟大，我们一定能战胜灾害，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建设好美好的新中国。”

　　父亲等一同向董老、先念同志提出了早日建立辛亥革命纪念馆的建议，得到了董老、先念同志的赞同，并表示予以支持。他们还询问了湖北、甘肃的情况，几位老人都尽其所知作了如实的回答。

　　1964年年底，全国政协召开四届一次全会，父亲出发之际，又是体学同志送行。父亲到京后住在民族饭店，周总理在新年来临之际，举行国宴，父亲应邀参加。前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孙耀华同志对我说：“你父亲真是光荣，周总理与你父亲坐在一起谈了十多分钟，我们站在一旁听他们交谈得十分亲热。”父亲则告诉我，周总理对他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它的继续，我们大家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在做前人未完成的事业，同时还正在做超过前人的事业。”周总理还肯定了建立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提议，并询问了父亲身体及家庭情况，嘱咐有什么事找张体学同志和他本人都行。父亲还对我说：“周总理这次还谈到了广州黄埔及抗日时期与父亲的接触，并希望国共合作第三次的到来。”父亲谈晚了，他激动得怎么也睡不着，他一个劲地对我说：“周总理真是了不起，是世界上少有的贤相。”

　　正因为父亲对张体学同志感到亲切，所以在1969年病逝前夕，嘱我寻找张体学同志解决他的后事安排。父亲于1969年5月31日下午5时病故，此时正是“文革”时期。但当晚我在前湖北省副省长陶述曾、声政府秘书长麻佩三以及省革命委员会丁力等同志的帮助下找到了张体学同志。体学同志当即派人到我家表示慰问，还指示有关同志向周总理报告，次日凌晨即得到了周总理的指示。所以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父亲的后事由韩宁夫同志主持仪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送了花圈，登了报纸，还上了广播，并安葬在九峰陵园。这一切，正如许多同志所说：“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能如此安排，即特别，又不一般，是奇闻也是殊荣。”我们从心里感激人民的好总理和党的好干部、好省长张体学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