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同志和我父亲张肖鹄

　　我父亲张肖鹄于清末为推翻辱国丧权的满清王朝，在两湖师范就读时，秘密参加了民主革命组织“共进会”。武昌起义后当即被委任为《中华民国公报》副主编，同时又任内务部总务科副科长。由于父亲文笔流畅，犀利有力，深为时人所赞许，加之他所担任的这两项工作接触面较广，因此，他结识了不少爱国志士。当时，董必武同志和他的同乡好友张国恩（张又是我父亲在两湖师范的同学），在财务部任秘书，通过张国恩的关系，我父亲与董必武同志相识了。以后，董必武同志常来公报馆了解当时的形势（我父亲当时主要是编写社论和新闻）。我父亲在这里还结识了蔡济民等人，彼此兴趣很相投，这为以后多次合作共事奠定了基础。

　　一九一二年二月，清帝退位，南京临时参议会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孙中山被排。黎元洪完全投靠了袁世凯，大多数辛亥革命党人都在排挤打击之列。这时,《民国公报》完全成为黎元洪等人的喉舌，甚至公开与南京临时政府对立，因而引起大多数起义志士的不满。于是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思想的《震旦民报》就在这种形势下诞生了。父亲应张樾之邀（张既是父亲两湖师范同学，又是《中华民国公报》主编，其观点又与父亲相同），任《震旦民报》编辑。一九一二年八月，首义元勋之一的张振武在北京被袁世凯所杀，父亲得知确为黎元洪所为，十分愤慨，书写了《黎元洪竟欲为汉高耶？》一文。黎元洪见报，欲捕杀之，经牟鸿勋以身家性命作保，才免于一死，但从此被软禁起来。父亲的所作所为，深为志士们赞扬和同情，董老和张国恩等人与他的交往更密切了。

　　一九一三年黎元洪去北京，父亲虽获得自由，但在政府中的首义志士，大部分被排，董老和我父亲均属被排之列。为了缅怀先烈，抚育烈士遗孤和军属子弟，董老和张国恩邀我父亲发起并创办了“江汉公校”。在一无资金，二无校舍的重重困难下，三人倾囊捐献，并分途向朋友筹募，好不容易凑上两千余元，并借用贡院旧誉录处房屋，因陋就简把学校办起来了。教员则聘请有经验，又热心于教学的朱峙山等人，只供伙食，不发工资。开学时。董老和张国恩一致选我父亲任校长。不久武汉时局紧张，张国恩和董老避走上海，转赴日本留学，父亲不负所望，掌执办校两年，终因债务日重，被迫停办。其间他们仍有书信来往。这是我父亲第一次与董老合作共事的情况。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蔡济民在上海偕我父亲晋谒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鄂西靖国军以牵制军阀，蔡济民任总司令，我父亲任秘书长。不久董老等亦应邀到鄂西军中任秘书，同在军中为参赞秘书的还有姚汝婴，蔡良村，苏斐然等人。这些人不仅才华横溢，善于策谋，更可贵的是都怀有报国之志，而且都是辛亥革命后，在政府共事多年的朋友，仅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写下了重要建国之策。如要建立自己的政府，不得依靠军阀队伍，要有自己的军队；要创办军事学校，培养军事人才；要防止自立山头；要进行整党取得思想统一。书近万言，均出自董老、苏斐然、蔡良村、姚汝婴和我父亲等人之手。并上报给孙中山先生。军中生活虽然比较艰苦、紧张，但彼此目标一致，心情十分舒畅，还经常以诗词互相唱和，互相激励。

　　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川军方化南部偷袭鄂西军司令部，蔡济民遇害，我父亲逾墙逃出，在当地农民掩护下脱险。董老时在四川万县为部队筹集粮款，事后他与我父亲、苏斐然等人处理蔡济民的善后事宜时，发现唐、方勾结谋杀蔡的电报多封，大家对此无比愤怒，公推董老和我父亲去上海向孙中山先生及各方面申诉。他们把电报和有关证据理成小册子，除呈报孙中山先生外，并向有关人士散发，还送了一份给章太炎保存。

　　董老和我父亲经武汉到上海，在詹大悲等人的协助下，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向孙中山先生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孙中山先生当时被排出护法政府，对蔡的被害深表同情，但无力讨伐。批示：“着该地同志，讨唐、方，以报蔡济民之仇，望协力成之。”董老和我父亲后返回利川重整旧部，但由于死伤惨重，余部四散，加之川军通缉，不得不辗转绕道回到武汉。董老和我父亲以及苏斐然、姚汝婴等靖国军成员，又冒着风险在报上发表公电，申述蔡济民被害经过，揭露了西南军阀的罪恶勾当，提出呼吁，要求伸张正义，惩办祸首，为蔡济民昭雪。后因时局紧张，他们只好分别另行活动。从此，我父亲先后奔走于川、鄂、滇、陕联络各地军队，反对军阀，争取能为蔡报仇。董老则留居上海，处理蔡济民善后事宜。其间，我父亲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一九二三年到北京，经友人介绍在北京几所中学兼课，藉以糊口，直到一九二七年春节后才返回武汉。董老在上海开始与李汉俊，陈潭秋等人接触，开始摸索新的革命道路。大革命期间两人又在武汉相遇，董老曾劝我父亲参加革命，当时祖母病重，加上当时革命斗争十分紧张，也可能慑于形势，父亲没有走成。不久董老也卷入地下活动，从此完全失去联系。这是董老与我父亲第二次共事，患难与共，以及失去联系的前后经过。

　　抗日初期国共合作，董老在武汉办事处，父亲还写过信，介绍几个学生参加抗日大学。全国解放后，董老曾向熊晋槐等人询问过我父亲近况，我父亲老友，也曾劝父亲去省城工作，但因神山中学校务忙，他不愿放弃办学校，故没去成。

　　一九五六年，董老来湖北视察，接见了一些故旧。熊晋槐等人向他汇报了我父亲的情况，他马上写信与有关部门，还给浠水县政协蔡天民去信，提到我父亲系故交。不久我父亲的问题被查清，从此他能与家人团聚，安渡晚年，父亲对于董老不忘旧谊，十分感激。

　　注：

　　一、我父亲与董老、张国恩办“江汉公校”见《辛亥首义回忆录》第四卷。

　　二、张国恩，红安人，与董老同乡，同时参加同盟会，同时去日本留学，同时返国，在武汉办律师事务所，后同时参加共产党。不久，张慑于斗争形势，退出，以后逐渐消沉。

　　三、董老在护法军及与我父亲共事情况见：

　　1.《武昌辛亥首义人物传》：P、208《牟鸿勋传》，P、271《蔡济民传》，P、216《蔡良村传》。

　　2.我父亲遗诗其中39首有记载（现存武汉红楼）。

　　3.1919年三月二日《大江报》。

　　4.《董必武传略》。

　　5.《朱峙山日记》。

　　（此篇曾载于《鄂州文史资料》第三辑，此次稍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