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陈强

　　我的祖父陈佑启，号我珊，曾任临武县书院山长十九年，后调岳州书院教授。晚年回常德后，又任德山书院山长，著有《耐冷山房诗文集》。一九○○年在常德去世，终年八十岁。父亲陈强，号惟城，又号伟丞，湖南常德人。出生于一八七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清光绪四年农历三月二十六)。

　　十九世纪末期，清王朝丧权辱国，帝国主义列强正欲瓜分中国之际，我父亲怀着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义忿，于一九○三年留学日本。到东京后，决心学军事，以自费入陆军成城学校。一九○六年考取官费，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于一九○八年十二月在步兵科第六期毕业。那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多半有革命思想，而以两湖学生尤甚。我父亲因爱国志愿相同，与当时在东京的留日学生黄克强、程潜、仇亮、曾继梧、程子楷、赵恒惕、唐继尧、章梓等一百多人组成革命同志会，反清排满，鼓吹民族革命。一九○五年孙中山先生与黄克强等发起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又加入同盟会。他曾告诉过我：黄克强当时任同盟会庶务，对留日陆军学生的同盟会员特别重视，期望殷切，从中选择一批坚贞可靠的同志，另组成一个团体，名曰“丈夫团”。他和程潜、李书城、李烈钧、曾继梧、仇亮、李根源、程子楷等，都被吸收参加了这个组织。他们互相切磋砥励，直接听命于黄克强。此外，我父亲在日本时跟蔡锷有颇为密切的关系，跟宋教仁、林祖涵的交谊也很深，往来较多。

　　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文部省颁布“留学生取缔规则”。湖南留日学生陈天华忿而跳海自杀，以示抗议。陈天华自杀后，尸体被当地日本警察署捞了起来。我父亲和其他同志受同盟会委托，护送陈的尸体回国。运到长沙后，由禹之漠等发起公葬于长沙岳麓山。关于这件事，他不止一次同亲友谈过，给我的印象很深。

　　我父亲在日本留学七年，于一九○九年春归国。初在保定讲武堂做教官，后调回湖南陆军四十九标任管带。四十九标、五十标是湖南的新军，仿照日本陆军编练装备而成，一般中级军官多为留日士官生，士兵也接受革命宣传影响有年，大都倾向革命。清政府不敢信任这些带兵的留学生，不久调我父亲去湘西做镇竿道台，镇压少数民族。随后迫于形势，又调回长沙四十九标训练新军。他在日本受的军事训练非常严格，回国后训练新军时对士兵的要求也很严格，而他自己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那时在士兵中流行着这样的话：“早不吃粮，迟不吃粮，吃粮就遇到陈强”。

　　一九一一年秋间，武昌起义后不久，我父亲即随王隆中率领所属新军援鄂，在战时民军总司令黄克强领导下反攻汉口，参与汉阳防守战。焦达峰、陈作新被害后，谭延闿篡夺了都督地位。谭本属立宪派人物，平时是个八面玲珑的和事老，在当时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他实际上是站在旧派一边的。但在表面上却装作赞助革命，以捞取政治资本。他见我父亲握有武装力量，与赵恒惕、唐生智、宋鹤庚等关系密切，又是革命派的中坚人物，所以要他做参谋长，借此作为缓冲，敷衍一时。后来袁世凯窃据临时大总统，为巩固其反动派统治地位，首先要剪除各地的革命势力。袁派遣他的爪牙在各省搞暗杀、逮捕等恐怖行动，排除异己，一九一三年三月在上海刺杀了宋教仁。在这同时，长沙我家也被袁贼爪牙投掷炸弹，并派人追捕我父亲。当时北京政府陆军部还下令，将我父亲和程潜、程子楷、张孝准等“褫夺军职严拿”，指为“湘省之乱”的“执重要事务者”。在此情况下，他只好逃入汉口日本领事馆避难，化装乘日本商轮赴沪，再搭海轮往日本横滨，那时正是“赣宁之役”讨袁军事失败之后。他后来回忆这次亡命赴日，临走时多赖程潜的帮助，程当时刚交卸湖南军事厅长，有能力照料老朋友。在日本亡命期间，中山先生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规定入党要打指模，宣誓服从总理孙先生。许多同志不同意这种作法，我父亲也不同意，他与程潜、李根源、章士等发起组织“欧事研究会”。那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欧洲风云突变，他们名为研究国际时事，实系团结同志，积蓄力量，从事国内的反袁斗争。

　　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称帝阴谋已成事实，我父亲极为忿慨，即与程潜、程子楷等相继回国，参加护国战争，在湖南组织队伍，用实际行动响应蔡锷的云南起义。

　　一九二一年南北军阀混战，赵恒惕在湖南标榜联省自治以自保。赵是我父亲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曾邀请他出任湖南审计院院长三年。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我父亲在南京时，蒋介石曾派贺耀祖送来任命状，请他出任南京卫戍司令，我父亲当面拒绝，说：“你们杀人，要我当屠户，我不干！”此后就因与蒋政见不合，迁居上海，一直没有做过实际工作，国民党的军事参议院成立后，他被任为该院参议。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大约是一九三二年夏季，我从上海提兰桥西牢释放出来，回家看望他。当时他对我从事革命活动表同情，说：“处在今日的中国，不革命就要做亡国奴！你们搞革命我不反对，只是要有专长，大学毕业后再革命不迟”。那时，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也知道他富有爱国心，同情革命，因而都乐于和他接近。在上海工作的董维键、凌炳(董是湖南桃沅人，留美得博士学位，大革命时曾任湖南省教育厅长；凌是湖南平江人，曾任省议会议员)常来我家，同他交换对于时局的看法。

　　其时常来我家的，还有曾在长沙开设“三井洋行”的日本人山本荣治，他和当时中国统治阶级中的新旧人物都有关系，对这些人的特性、家产、思想以及家庭情况，都很明了，他身中国衣着，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很难认出他是个日本人，“九一八”事变后，一天，山本荣治又来到我家，我父亲知道他的底细，便明白地对他说：“过去我们是熟人，现在贵国出兵侵占我国土地，虐杀我国人民，已经是我们的敌国了，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从此山本没再来了。关于山本荣治这个人，据我所知，他确是当时日本陆军省的情报员，在中国犯了不少罪恶，日本人中说他是“中国通”，抗战中期(大约一九四○年)在北平被人打死。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那时我在长沙做救亡工作，他积极支持，并向友人募捐，自己也捐了款，交给我们去慰问伤兵。他对殷汝耕、王揖唐以及后来的石友三、韩复渠这些汉奸十分痛恨，骂他们是一伙民族败类，无耻之尤。看到国民党军队消极抗日，有的一战即溃，有的不战而逃，而自己投闲置散，不能率部和日寇周旋，他感到十分遗憾。于是退而求其次，下决心不做顺民，向湖南偏辟地区隐蔽。从一九三八年起，先后迁到邵阳、零陵、道县、宁远、嘉禾一带避难，过着极端艰苦的生活。一九四四年十月三十一日病故，终年六十六岁。时在嘉禾农村，被日寇围困于炮火离乱之中，可惜没有看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