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我的姑父李济深先生
辛亥革命网 2014-04-01 00:00 来源：梧州日报 作者：周泽棣 口述 孔令新 徐燕 整理 查看：
李济深先生是我的姑父，更是我的恩师。
小时候第一次看见姑父时，他温厚热忱的言行，广博的知识，让人感觉就像一位温和的师长，使我打心底里尊敬这位长辈。后来，又在姑妈周月卿和哥哥周泽甫口中知道，姑父追随孙中山先生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事，更令我钦佩不已。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将姑父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指引，立志报效祖国，要为家乡做实事。
姑父造福百姓，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城市建设发展不遗余力的那一段段真实感人的往事，至今我仍记忆犹新。
1924年，完成了驱逐桂系旧军阀的任务后，姑父任西江善后督办，办理梧州及其各地善后事宜。在这期间，他打算在梧州蝶山办一所高级中学，就和当时广西建设厅厅长、留美回来的盘珠祁硕士商谈自己的想法，而盘珠祁认为，梧州市居西江上游，地处浔、桂、西江交汇点，为广西内河航运的咽喉，交通便利，地位重要，与其建中学，不如建大学。
姑父对盘珠祁这一建议，大为赞赏。事后马上将此建议与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绍竑协商，黄绍竑表示竭力支持。于是，姑父便奔忙于筹办学校的事务当中。1927年，姑父以广西省政府的名义，着手筹办广西大学。1928年，广西第一所大学———广西大学终于在梧州蝶山正式开学，这其中凝聚了姑父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心血与付出。
姑父不仅十分关注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对城市建设同样是呕心沥血。1924年，梧州城北门外珠投岭24号商铺不慎失火，火势蔓延入城，烧毁了全城约七成的房屋。灾后，梧州商埠局总办李衡宙决定拆城墙，筑马路，拓宽街道，并参照广州街道式样建造骑楼建筑。当姑父得知这一情况后，对这一规划鼎力支持，更倡议临街建筑统一修建为商铺骑楼样式。至上世纪40年代末，骑楼建筑已成为了梧州城区的主要建筑风格。现今梧州骑楼城区域面积达1平方公里，已成为了梧州的一张城市名片和繁华的商业中心区。
姑父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追随者，深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1925年3月12日，姑父得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的噩耗时，心情十分沉痛，他即授命副官李炯与梧州各界磋商追悼办法，成立了追悼孙大元帅的筹备处。3月24日中午，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在大较场召开，约有5000人到会，姑父主持追悼会并宣读祭文和发表演说，还亲笔为孙中山先生书写挽联。
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不久，姑父为筹建中山纪念堂召集梧州各界代表召开了三次会议。姑父在会上向大家解释：“为何要建筑纪念堂？原因有三：一是孙中山为创造中华民国之勋，吾人为崇德报功起见，应有纪念堂，以垂永久；二是孙中山先生既有大功劳于国家，应建纪念堂使后人瞻仰，且时常深有感触，知道孙中山创业之艰难；三是梧州市内向无集会之地方，现拟建筑大规模之纪念堂，让市民有地方时常得集会之便利。”又根据孙中山先生在三次驻节梧州时，曾游阅茶山（后改名为北山），对茶山颇有好感，故决定将纪念堂建在茶山上。会后，姑父又率先带头捐款，各界人士亦踊跃捐款，西江善后处同时筹拨经费。经过几年的努力，1930年10月，全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终于在梧州落成。
姑父的谆谆教导和关怀总萦绕耳边，为我的人生道路指明了方向。1948年1月，姑父与爱国民主人士在香港创建民革。同年，我经姑父的推荐参加了民革地下组织，任桂东义勇总队南区支队参谋长，负责在家乡苍梧一带，对反动势力开展“策反”工作。
在梧州解放前夕，我加入了护城队伍，维持地方治安，协助解放军筹措军粮，为迎接解放军顺利接收梧州城作出不懈的努力。
解放后，我竭力为维护地方治安、清匪反霸，为推动民主改革出力，带头响应土改，主动献出周家的田地、财产及一切自卫的枪支弹药。1951年，在民革上级领导的指示下，我参加民革梧州市委会的筹建工作，联系发展成员。在各方面的积极努力下，民革梧州市委会于1953年正式成立，同年，通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在不花国家一分钱，不要一个编制人员的情况下，民革梧州市委会开办了梧州公信财经学校，为梧州市及邻近地区的行政部门、工商企业培养和输送了大批急需的财务人才，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作出了努力。之后，我还担任了梧州市政协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民革梧州市委会第七、第八届主任委员。回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协商和统战事业的六十余载经历，姑父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一直是我的指引与鞭策。
姑父是一位可敬的爱国主义者，虽经历了几个巨大变化的时代，走过许多艰难曲折的道路，但他的思想和行动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爱国主义的精神，这种精神，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断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