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水梓先生(2)

　　如今，年近八十的我回忆往事，深感父亲的一生除了以执著的信念和几乎全部精力努力追求并力图实践他的“教育救国”及“宪政民主”的理念和多项实践活动外，他同时也是一位有深厚学养，有丰富而生动的人生阅历和多方面兴趣爱好的传统文人、学者。他对历史、教育、艺术、人生乃至宗教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决非人云亦云之人。

　　父亲的收藏

　　父亲一生的工余爱好，首先应该是喜于收藏名家书籍、字画。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的藏书极为丰富且大都是精品，除了整套的百衲本二十四史及其它古版经、史、子、集及各种辞书、唐诗、宋词外，也有父亲青年时代研修法律的世界各国法典以及多种中外文史名著。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父亲的书架上竟然堂而皇之的摆着陈独秀主编的全套《新青年》杂志以及《联共党史》等书。据父亲说，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兰州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他的“诗友”谢觉哉先生赠送的。父亲藏书不拘一格，除上述书籍外，他的藏书里也有毛边本的鲁迅著作《徬徨》、《呐喊》，巴金、沈从文等人的小说以及《世界美术全集》等等。受父亲的熏陶，我和弟兄们无论长大以后从事了什么专业，但都对文学、艺术充满兴趣。弟兄们中间甚至也有毕生从事美术、影视等专业工作并作出了骄人成绩的。

　　父亲一生收藏的古今名人书画作品颇丰，除了悬挂于他的书房、卧室、会客室等处外，大都藏于几个长方形的大木箱中，每年夏季由我们诸弟兄抬出，由他本人拂尘、晾晒、观赏。仅我记得的古字画大概就有明末恽南田，清代赵冲谷、张美如、唐琏、朱克敏、温虚舟、左宗棠等人的字画，近现代的有张大千专门为晚年信佛的父亲画的大幅观音像，齐白石应邓宝珊先生之邀专为父亲画的菊花，王一亭画的达摩渡江等。还有章太炎、胡适、于右任、邓宝珊、范振绪等人的书法条幅、楹联多幅，以上的书画收藏品均毁于十年浩劫中或下落不明。

　　父亲的诗词和书法

　　父亲一生不仅热心于收藏名家书画作品，他本人也长于诗词和书法创作。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他是兰州“千龄诗社”的召集人之一，当时经常参加诗社活动的名流有高一涵、范振绪、慕寿祺、易君左、王烜（字著明）等人。每年春秋佳日，诗社的诗人们必到“煦园”分韵作诗、品茗赏花……四十年代后期，“千龄诗社”的多位成员离开了兰州。张治中将军坐镇兰州时，牵头组建了“和平诗社”。参加者除父亲和张治中以外，还有郭寄峤、张维、易君左、盛彤笙、蒋汉城（字云台）、周嘉彬、张素我等四、五十余人，公推父亲为“和平诗社”社长。此一阶段父亲的格律诗创作颇丰，仅1948年父亲陪同张治中先生赴河西参观考察，沿途就写成诗作“河西杂咏”多首（曾刊登于1948年11月的《和平周刊》上）。当时，“千龄诗社”及“和平诗社”的诗词创作活动对推动兰州地区格律诗的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父亲也因格律诗的创作在此阶段被诗友们尊称为“西北东坡”。

　　父亲的诗作《煦园诗草》的草稿仅整理成册准备出版的就有300余首之多，可惜在十年浩劫中被“红卫兵”小将们付之一炬。上个世纪90年代，我的本职工作由西北师大历史系调到省文史研究馆，当时的老馆长张思温先生、老馆员张尚瀛先生等均系父亲的故交，在他们的热情帮助及众弟兄们的共同努力搜集下，也仅仅收集到散落各处的父亲遗诗数十首，经过初步整理后，以《煦园诗草拾遗》为名发表在由甘肃省诗词学会主办的《甘肃诗词》2000年的第1期上，此虽属挂一漏万之举，但也算是对父亲一生钟情于格律诗创作的一个无奈的纪念吧！

　　我的父亲除长于格律诗的创作外，尤长于书法。父亲的书法吸取诸名家之长，晚年归宗于褚遂良、虞世南等人，气度端严而安和，并无出世之冷逸。蓬蓬然若得春夏之气，字里行间显露出一种和谐、宁静、沉稳与宽博之美，也洋溢着浓厚的文人书卷气，真正体现了“文如其人、字如其人”之说。父亲的书法从整体布局来看，可谓错落有致信手写去，一派天机；尚信抒情，一气呵成，很少有书写过程中人为的雕琢和修饰。中锋用笔凝重而有涩意，既兼颜字（颜真卿）之浑厚，更得清代诸家的直率拙朴之气势，最后形成自己端凝持重、潇洒稚拙的独特风格，从此也可略窥出他的书法美学内涵之深厚。这是父亲文化底蕴和书法技艺所构成的整体性架构，绝不只是简单的书法技艺问题，而是融入了他的人格、文化、性情、人生况味、艺术手法而建立起的独特而又完整的书法艺术。

　　说到这里，我情不自禁地回忆起一段难忘的往事：在1948年秋国共和谈前夕，张治中将军坐镇西北。面对内战的硝烟弥漫，张治中将军心系人民安危，忧心忡忡，他在举棋不定中邀请了无话不谈的知心老友、平时被尊称为“楚老”的、我的父亲去兴隆山西山他的官邸小住数日，共商国共和谈大事。

　　在兴隆山的有一天，二人共游东山时，发现半山腰处有一平台，登高望远，山水美景尽收眼底，张治中将军即刻命人在此修建亭阁一座，并请父亲题写楹联，父亲遵命挥毫立就，写下了“静调琴韵听流水，年近岁寒爱老松”的楹联。张治中将军看后大喜，又亲自题此亭为“喜松亭”，并嘱刻工精湛的工匠立即刻成，将匾额、楹联悬挂于亭上。近几年来，我有一次和家人共游兴隆山时，见此亭尚在，但周围环境嘈杂（两山之间修了个电缆车道），美景不再，喜松亭虽匾额、楹联还在，但早已不是父亲的书法笔迹。对此，我无言以对，只能感慨沧海桑田，世事多变矣……！

　　鉴于自身功力有限，因此虽写就此文，但已很难准确概括出父亲毕生的学养、爱好和报负，也只能算是为人子女出于对父母感恩之情的片断回忆吧！

　　（水天长，水梓之女，原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