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母亲刘觉群(2)
辛亥革命网 2013-08-30 00:00 来源：中山政协 作者：阮少娴 查看：
自父亲参加讨袁失败，变成家破妻离，母亲也毫无怨言，她对丈夫的处境是理解和体谅的，因为母亲本人也是革命者。母亲做人很讲骨气，娘家虽属小康，但她从有做伸手派，从不向父母要钱困物。总觉得自己是出嫁女，长期住在娘家也不是办法。因此，决定到中山的前山、龙头环等乡村，开设私塾书。母亲以发展教育事业为宗旨，对贫苦人的子弟不收学金，对有困难的学生赠助书部纸笔，这样她在精神上就有所寄托。有一次，父亲叫母亲到了上海，后来两人到湖北武穴去办一件有关讨袁的秘密工作。不料两人刚进入旅店，就被警察盘问，说他俩犯了什么嫌疑，带回警察局，拘留了两个星期才释放。为了帮助父亲搞革命，母亲四处奔走，坐牢变没有后悔。父亲准备回湖北省黄安搞武装起义时，因缺乏活动经费，请母亲帮助筹集。为了革命，母亲义不容辞，马上变卖自己和大姨妈刘惠群的手饰，加上外祖父慷慨解囊捐助2000元，共筹得3000元现款交给父亲。这次父亲来石岐，只住了一星期即离去，母亲怀孕生下了我。
1917年，父亲回鄂招集旧部，组织武装讨代北方军阀，不料事机不密，在途中被敌人侦悉包围，父亲遭生擒，立被枪毙。他就义时才35岁。牺牲前，他曾写下遗书给予母亲，嘱将哥哥阮楚伯改名卧薪，将我改名为阮效兰。如经济困难，可将孩子送给朋友抚养，可去再婚。母亲历尽千辛万苦把我兄妹养育成人。她生前对我说：“你父亲死得太惨，我永远都有怀念他。”
父亲牺牲后，母亲悲痛欲绝，加上母亲全部手饰财物卖光，已人财两空。幸好，大元帅府发了一笔抚恤金，母亲化悲痛为力量，将全部精力贯注于教育事业中。她初期在中山县石岐任蛋民小学校长。这小学设在石岐郊区的一间祠堂，附近无屋，周围是田野。此时，母亲不住娘家，在外面租了屋，每天从家里步行到学校，朝出晚归，蛋民学校的学生全是劳动人民的儿女，经费短缺，困难很多，母亲除了管理学校，还要为筹集经费而辛苦奔走。
1923年，孙中山先生由沪返粤，母亲前往会见，孙中山先生亲笔下令中山县长委刘觉群为中山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校长。该校前任教务长刘樾航是她的大哥。母亲上任后，学校得到较大发展。
1926年北代胜利，武汉第二次光复，报纸登载同盟会会员田桐任武汉市要职，母亲见是老同志升任，马上拍去志电报祝贺。田桐即复电邀请母亲回鄂任湖北“江汉宣抚使参议”，后又在建设厅、省立图书馆等单位任职。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母亲赴南京呈请国民政府，要求抚恤烈士遗孤。不幸在此期间，唯一的爱子阮卧薪在湖北武昌病逝。母亲伤心之极，不愿再回到这伤心之地。后来到南京，得司法院院长居正委任她在院内任图书室主任。司法院图书的书，一向凌乱不堪，母亲到任后，积极工作，把图书重新编排整理，从此室内焕然一新，得到同事们的好评，居正也表扬了母亲。后来，调升母亲到参事室当参事。1937年芦沟桥事变，南京经常遭到轰炸，司法院官员家属全部疏散回乡，母亲因娘家远在广东中山，无家可归。居正即派司法院一位职员护送母亲和我到汉口暂住。在此时期，母亲不到司法院办公，靠每月领津贴费100元。武汉危急，母亲决心到重庆。当时，有些湖北同乡劝母亲不要走，要我们留在武汉，开办日语补习学校，维持生计。母亲虽是女流，但有爱国的志气，不同意留下，不做汉奸，不做顺民。还诚恳帮助别人，母亲在司法院工作时，对下属非常关怀照顾，图书室有一位负责法文的科员王先生被解雇，缺路费回天津，母亲马上支助30元给他。一次在路上见一位人力车工友吐血，马上送给他元。见到一妇人在路边生小孩，母亲马上脱下身上的大衣给妇人和婴儿盖好。慈善机关及学校到司法院募捐，母亲总是不使他们失望。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母亲和我坐难民船抵达重庆，住司法院宿舍。抗战胜利后，母亲随司法院迁回南京。1948年解放前夕，母亲由南京回广东中山石岐娘家暂住，后来，再到广州随女儿阮少娴居住。解放初期，母亲戴着眼镜，手拿放大镜阅读《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她也学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母亲说：“孙中山先生后来都是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母亲不慎跌断了腰骨，因缺医药费，曾写出信给毛主席，董必武、周恩来总理，请求照顾。毛主席从北京寄100元交广州市民政局抚恤科，由该科派人带来了糖果饼干和高级油、鱼票、肉票前来慰问母亲。并嘱母亲以后有困难可直接写出信给广州市民政局。董必武同志将母亲居住地址通知杨箕公社社长，请他就近照顾。周总理每月寄来20元生活费给广州杨箕公社妇女主任李洁娣转给母亲。多年来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作为刘觉群的后代的我，深深感谢。
1962年母亲病逝于广州市郊杨箕村，享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