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先伯张钟端就义前后

　　我的伯父张钟端烈士，一九一一年冬在开封领导起义，不幸和其它烈士一同，惨遭满清政府杀害，已经七十五周年了。在这七十五年里，风风雨雨，中国不知起了多少变化；有些事年深日久，想也想不起来了唯独有关伯父生前和死后的几件事，却牢牢记在心头，好象过电影那样，一幕幕地会随时复现出来，特作如下记述，以志不忘云耳。

　　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不过四、五岁，常听家中人说，伯父飘洋过海，到日本留学去了。日本到底在那里，我全不晓，反正是很远很远罢了。村中人也常说伯父如何聪明正直，处事果断，深入群众，仗义执言，甚得人们的信赖。不管任何时候，一提到他，无不满口称赞的。

　　伯父不常回家，每回来一次，家中就象有了天大喜事，上下人等都兴奋异常，显得轻松、愉快、宁静、庄严，庭院内顿时会呈现出肃穆无哔的非凡景象。晚间族中人都喜欢来家中坐，听他讲国家大事和东邻富强的因由，进而宣传不少革命道理。我呆呆地坐在旁边听，在幼小的心灵中，似懂非懂，略知人世间还有那么多复杂不寻常的事。

　　伯父是学法律的。这事，是我后来从他的遗物——毕业文凭上才知道的。他态度谨严，生活极有规律，不苟言笑，言必有中。他一回来，就被奉若神明，家中大小事都要向他说，都要请他来解决。似乎非他，事情就没法办一样；连我们小孩子的事，也得由他来问。记得是两个哥哥吵架了，相持不下，甚而要打。此时，伯父就把他两个带到堂屋内，盘问起来。我呢，是旁观者，不参与其事，就躲在风门外，从门缝中向内窥探，以观动静。只听大哥说，二哥辩，伯父替他们分析是非。最后是大哥被批评了，他却扭头转项地不服气。伯父就在大哥头上点一指头说；“你呀，你——真犟筋！”大哥还翻白眼，我觉得好笑，就禁不住大声笑了。伯父威严地大声问：“是谁在笑？进来！”我那敢进呀，吓得飞快跑开。伯父也没再叫我，算是躲过去了。对伯父，我是既想亲近，又有点害怕，随时都在好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更清楚地记得，是在一天晚上，月光如画。伯父在门前大槐树下，来回走动，我默默地坐在门旁石墩上，只见他背着双手，来回走动，皮鞋吱吱地响。有时他两眼望着月亮，有时用两手捶着心口，这样走来走去，自言自语的似有无限心事。是忧国？是忧民？那时我摸不透，也是难以理解。深觉他是在考虑重大问题。态度严肃，专心致志，是在下大决心。稍停，顿顿脚，又走起来了。这时，我很注意他，他似乎也注意了我，于是走到我跟前，摸着我的头问“瞌睡不？还不去睡？”我说：“不。”其实两眼已在打架，渐觉不支。最后是怎样回屋睡的，也记不清了，可能是大人把我抱回去睡的。

　　伯父从许昌到开封去，目的在积极发动起义，多方联系和布置，倍受苦辛。不久听说起义遭到奸人破坏，功亏一篑，伯父也以身殉国。噩耗传来，家中突然紧张起来。传言皇兵就到，要抄家灭门。大人们都含着眼泪，也不敢哭出声来，都各自收拾东西，准备外逃。忽然又听说寨门关了，村中人都不让出去，村外人也不让进来，接着族长来说：“事情既然发生了，我们都是一张家，活在一块活，死在一块死。你们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都不走，等待处理好了。”于是确定不走，其实也不能走了。

　　为了保存后代，大人们不说了，小孩得送出去一个，就是抄了家，也绝不了后。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因之乘天黑，翻寨墙把我送出去。我被来人背着，一直送到外祖母家中。按说该有着落了，谁知也不行。当晚三外祖父和外祖母就大吵起来了。记得三外祖父在牲口屋门口，左手托着水烟袋，右手拿着火纸煤，红光一亮一亮地大声对外祖母叫嚷：“你把火神爷接来了，我们全家人都活不成！你想死，我们还得活呢。”不用说，他指的火神爷就是我。为什么火神爷就那么厉害，我能放火吗？看来气候在变，人情反复，我已成为不受欢迎的人了，还有什么说的？第二天，外祖母哭哭啼啼地又把我送到三里外的姨外祖母家中去。还好，她家穷，重义气，毫不犹豫地就把我留下了。我在她家住了三天。白天姨舅带我到野外玩，为的真有动静，随地就跑。不久风声过去，南北议和，民国即将成立，家中人才又把我接回去。总之，我是被送来接去，糊里糊涂，不大懂事，所以也不知道害怕。

　　风波过后不到半年，我和父亲正住在城中福裕通杂货铺内，记得那时还领了许多抚恤金，白花花摆满一桌子。忽然父亲要出远门，临行把我委托给别人照料，说是要到日本去。不到一个月时间，父亲高兴地回来了，还带回两个外国妇女，她们都穿得花花绿绿，头发盘得那末大，脚挂两片木板鞋，画中人似的，和我们很不一样，话也听不懂。同时还带回两个小孩，能坐还不会站，她们就一个人抱一个。听别人说其中一个是伯母，叫千庄伦子；两个双胞胎小孩是堂弟。他们都是父亲和陈伯昂特意从日本接回来的。伯母人很和气，对我也很喜欢，吃饭时给我布菜，还给我一个蝉形的铁制活动玩具，拧上螺丝，放在地上巴巴直跑。我觉得很稀罕，整天抱在怀中不离手。

　　伯母来后，不见伯父迎接，一再追问。及知伯父已被清廷杀害，心中万分难过，哭了一整天，不吃也不喝，同时内地生活也过不惯，要求回国，就把她们资送走了，小孩留在中国。走时，不用说，心情是难舍难分，极端悲苦的，后来两个堂弟长大，经过联系，虽然和她有书信往来，互通消息；但到抗日战争时，两国失和，后来日本国土亦遭轰炸，也就中断了联系。

　　说起两个堂弟，命名也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生于日本，名字却是在中国定的。据说他们降生的那一天，伯父做了一梦，梦见许多梅花，灿烂似锦。后接日本来信，与梦相应，因而和家中人高兴地说：“孩子我虽未见面，可是他们的名字，我已给他们起好了。大的叫梦梅，次的叫兆梅。千庄我也给他写信，就这样定了。”后来真是这样处理的。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白头。旧的社会已成为历史陈迹，新的生活方兴未艾。伯父陵墓在人民政府关怀下，数经迁移，增修新建，倍觉光彩，存殁无不为之快慰。假如伯父还活着的话，亲眼看到他所想望彻底的“平民的国家”完全实现，将是何等高兴！即在天之灵，亦当含笑首肯的吧。作为我们下一代的人，将如何继承遗志，百倍努力，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国家，以完成先辈未竟的理想事业呢？常言说：“先人的足迹须要我们后人继续走下去。”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人生之道，正是这样自强不息地向前迈进，再迈进，更幸福的明天正在向我们招手呢。

　　一九八○年初稿  一九八六年改写于清明节前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