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先贤陈家鼎和他的弟妹们

　　一百年前，武昌爆发的辛亥革命，掀开了中国近代史的新的一页。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从此结束，民主共和制度从兹开始。当然，这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的伟大意义不容置疑。提到辛亥革命，人们自然地想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家，而有一个陈氏家族，家中有七位同盟会会员，他们在很早的时候曾为我们中华民族的振兴奋斗过，付出了他们的青春岁月、壮盛年华。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我想，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人们也不会忘记。

　　我家的七位革命先贤是我的大舅陈家鼎、二舅陈家鼐、二舅母唐家伟、大姨陈家英、大姨夫萧炳章、二姨陈家杰和我母亲陈家庆，都是同盟会会员。此外，除姨夫萧炳章，其余六人加上我父亲徐英，都是南社社员。

　　一　

　　我的大舅陈家鼎，字汉元，湖南宁乡人，一八七六年生。他是家族中最早走上革命道路的人。自幼饱读诗书，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但清朝末年，朝政不纲，外强凌逼，国几不国。大舅遂弃举子业，思破壁腾飞，为改变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的命运而战斗。一八九八年，他考取湖北武普通学堂，不久转入两湖书院，在那儿他与黄兴缔交，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一九零零年他与黄兴一同参加了唐才常的自立军起义，事败，他潜返湖南家乡，而革命意志益坚。一九零二年他与黄兴一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黄兴入弘文书院，大舅则进了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我的二舅陈家鼐随后也去了日本，他也进了早稻田大学。几年间，大舅边干革命边学习，终获法学士学位。留学期间，他广交志士仁人，他们是蔡锷、邹容、宋教仁、陈天华、姚宏业、朱执信、胡汉民、于右任、商震、张继、田桐、覃振、廖仲恺、何香凝、居正、黄侃、章炳麟等。而他与弘文书院的黄兴、宋教仁尤为亲密，与他们结成生死之交。

　　一九零三年大舅和黄兴一同参加“拒俄义勇队”，助黄兴创办游学编译社，出版《湖南编译》，宣传民主与科学，这是当时中国人民最需要的精神营养。同年秋天，他与黄兴一起返湘，做了一件在当时惊天动地的大事－行刺湖南抚台。这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记得小时候母亲曾对我们绘影绘声地讲过谋刺的经过。她亦闻之于家人之口。母亲说，大舅他们谋刺抚台，事先研究制定出计划，且很认真地化了装。黄兴先生体型壮硕，微矮而胖，有两撇仁丹胡子，再戴上墨镜，西装、领带。装扮一番后，文明棍一拿，日本话呱呱叫，俨然一位日本领事。当下，他乘坐大轿。两名革命党人扮成轿夫，抬起轿子径往抚台衙门。我的大舅身材较高，面目清癯，着长衫，戴上假辫子，瓜皮帽，手持大名片，扮作领事的跟班，走在最前面。这些人都身藏炸弹，准备去谋刺。“后来事情败露了，”我母亲说。“恐怕是有叛徒告密。”当时抚台尚疑而未决，真假一时难分。不接待又怕得罪了洋领事，就预先作了埋伏，然后开中门迎接他们。那狡猾的师爷满脸堆笑从旁窥视，正好让他瞧出破绽－－原来扮轿夫的一位面色惨白，两腿好似筛糠（湖南话，意谓战栗哆嗦）。只听得堂上大呼“拿人”。轿夫发现大事不好，忙放下轿子，勇掷炸弹，自己当场罹难，血肉横飞，硝烟迷漫中我大舅脱去长衫，仅穿单衣小褂翻墙逃走。黄兴也脱险而逃。当时黄走羊城，我大舅则在美国牧师帮助下，也化装成牧师，乘船赴上海。

　　一九零四年初，我大舅又潜回长沙，加入华兴会和同仇会，谋举事长沙。事又败，遭通缉，他再走上海。岁末他潜返湖南，探望父母弟妹。时值隆冬，大雪纷飞。我母亲刚出生不久，这时外祖母已四十多岁，身体不好，缺少奶水，家中也缺人手。突然大舅归来，一家人喜出望外。大舅剪下棉袍下摆给襁褓中的小幺妹作垫褥，又亲自为她调红糖麦糊充饥，并温言细语地安慰父母家人。在那风雨如磐的艰难岁月里，大舅要参加起义、谋刺满清高官、联络、创会。奔走革命，险阻丛生，心境岂能安定？然而他在百忙中仍偷闲回家，探视亲人骨肉，照顾呱呱坠地不久的小幺妹，真乃英雄侠骨，又兼百折回肠，刚毅而温情也。探视父母后，他重返东京。

　　一九零五年，大舅和二舅在东京加入同盟会，他们是最早入盟的一批成员。大舅与章炳麟、胡汉民等创办《民报》，后又创办《洞庭波》、《汉帜》两杂志。他先后以汉援、汉辕、毅君、半僧、汉园、可毅、铁郎、汉叔等笔名在《民报》、《复报》、《洞庭波》、《汉帜》等报刊杂志上发表《论各省宜速响应湘赣革命军》、《二十世纪之湖南》、《哭亡友姚宏业》、《烈士姚宏业小传》等文及《金陵怀古》等诗词，鼓吹反清，唤起民心，宣传创共和和建民国之精义。居正、焦易堂《陈家鼎传》说“其文辞犀利，足以振聋启瞶，而民心为之大振”。翌年秋，孙中山委任我大舅为同盟会总部评议员，鼓吹部部长。

　　一九零六年三月，我大舅奉孙、黄之命，回国在上海创建同盟会机关。在日租界虹口三元里租了房子，后来又将分会机关迁到法租界八仙桥鼎吉里，门上挂小木牌，书“夏寓”，因大舅那时化名为夏兴。在那里，他与陈其美等同志合作，共同策划组织同盟会上海机关的种种革命工作。他亲自参加一些具体行动。有一次，为掌握一条较重要的线索，他与张继（溥泉）都扮成轿夫，大热天中午，身穿红布背心，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路）法国巡捕房附近打探消息，一边以花生米充饥。他又多次与陈其美化装成工人，晚上到沪南制造局、打浦桥一带工人家庭中访问、宣传，冒风险出生入死地为武装起义做准备。有一次，清廷奸细半夜潜入鼎吉里，人已至楼下，情况十分危急。但我的大舅很镇定。他机智地打开天窗(老虎窗)，与陈其美爬上去，在屋顶上伏行数十丈，走另一弄堂口脱险。大舅虽是文弱书生，但他斗志昂扬，思路敏捷，行动果敢。不久，大舅奉孙、黄之命返湘与禹之谟组建同盟会湘支部，地址就在北正街之湘利乾织布公司内，后又搬到风景秀丽的天心阁，同时又与二舅陈家鼐及刘、朱二同志设同盟会分会于武汉高陞巷之升圣公会内。继而大舅又在大连、奉天一带组织“胡子队”，准备南征。同年六月，他受兴中会委托，护送陈天华、姚宏业两烈士灵柩归葬岳麓山，还协助覃振、禹之谟发动各校学生送葬游行。在长沙召开声势浩大的公祭陈天华、姚宏业二烈士大会。会上，他和诸同志惩辱了反动学官俞诰庆。这些革命行动，为反清斗争上演了惊天动地的一幕。此外，他还在长沙与二弟家鼐以及武汉同志联合商议举事，未及会合而事败，遭通缉，禹之谟被捕就义；我大舅携家眷逃往日本东京。一九零八年夏，大舅受命邀同志一起自日本神户潜渡至山东青岛，谋在北方发展革命势力，不幸又被清吏侦知。大舅与二三同志亡命走山谷中，昼伏夜行，忍饥挨饿，仅以数粒花生米充饥，但仍不气馁，设法返回东京继续革命斗争。

　　在反清的革命斗争中，我大舅与黄克强先生一起出生入死，共过患难，交谊至深。我大舅小黄克强先生两岁，非常尊重他；黄亦看重我大舅之才德，曾有诗句赞扬：“文章学问过吾党”。辛亥革命后，黄兴曾陪同我大舅返宁乡省亲，拜谒我外祖父悔叟公，当场书一联赞陈氏父子：“有子才如不拘马，知公原是后凋松。”一时传为美谈。黄兴又有赠大舅对联云：“古人却向书中见，男子要为天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