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东北易帜”的重要人物宋大章

辛亥革命网 2021-10-08 13:4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宋煜 查看:

宋大章,字寰文,号辽鹤,辽宁北镇人。陆军随营学堂和奉天法政学堂毕业。1905年在东北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在东北长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宋大章,字寰文,号辽鹤,1888年—1955年,辽宁北镇人。陆军随营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和奉天法政学堂毕业。1905年在东北加入孙中山创立的中国同盟会,并在东北长期从事反清革命活动。

  1911年12月在东北的丹东、铁岭等地策动武装起义以响应武昌首义,起义成功后出任关外军政府巡警长。同年年底孙中山正式任命蓝天蔚为关外大都督、北伐军总司令,宋大章奉派前往蓝部任关外都督府秘书长、北伐讨虏第二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在任内协助蓝天蔚率师北伐,粉碎了“勤王军”南下的计划,打破了清廷偏安东北的幻想,使垂死挣扎的清王朝更加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在北伐军浴血奋战长城内外,连战连捷之际,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延续了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终于结束。

  1912年至1916年为在舆论上配合孙中山的主张,奉派到《国风日报》任主笔。为了“护国”,在《国风日报》上旗帜鲜明地“激浊扬清,维护共和的民国”。相继发表大量强烈抨击“窃国大盗”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文章,因反袁终致《国风日报》遭到查封,宋大章也被逮捕入狱,险遭杀害,后幸因妄图登上“洪宪”帝座的袁世凯,在全国志士与人民的一片声讨中,于1916年6月6日“忧惧而死”,之后宋大章方获释出狱,重操笔政。出狱后并由景定成、杜羲介绍加入“南社”。

  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了胜利果实,1914年7月8日,孙中山为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在日本东京成立了民主革命政党——中华革命党。宋大章坚决支持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孙中山率领部分海军南下,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设大元帅府于广东士敏土厂,并要求恢复《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开展武装护法运动。宋大章奉召前往广东就任大元帅府参议、非常国会秘书。积极协助孙中山开展工作,但后来受到盘踞在广东的桂系军阀的破坏和干扰,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1918年5月,孙中山辞去海陆军大元帅职务,离开广州。

  1919年宋大章奉孙中山之命也离开广东后前往湖北、四川继续参加护法战争,任虁府靖国联军豫军军官教育团教育长、施南鄂豫靖国联军总司令部总参赞、副司令。按照孙中山的指示,在与北洋军阀展开斗争的同时,仍努力做好西南各方面的工作,期望西南各军“翻然憬悟,共成会师盛举”。1921年1月,协助蓝天蔚率联军向盘踞在长江上游的北洋直系军阀孙传芳部发起总攻击,联军前敌迭获胜利,但是狡猾的北洋军阀用巨款买通了鄂西一带的土匪,这些号称“神兵”的土匪在后方大肆烧杀抢掠,袭击联军,刚刚组建的联军兵力单薄,在敌军的前后夹击下终遭失败。

   1921年第二次护法战争失败,国民党严重受挫。但宋大章对孙中山“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理念丝毫没有动摇,并赞同孙中山联俄、建立革命党和革命武装的主张,毅然加入由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

  二十年代初期,南方的孙中山与东北的张作霖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密切合作,建立了以对抗曹锟、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的军事同盟,这对当时的南北政局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巩固和发展这种关系,1922年初宋大章奉孙中山命令被特派回老家奉天,任驻东北联络员,以奉天省议员和东三省《民报》主笔的公开身份活动于东北高层,并筹组和领导东三省民治俱进会的工作,在东北积极宣传三民主义。当时东北鱼龙混杂,各方势力均在窥视、渗透、拉拢张作霖,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为饱私欲而谣言惑众,在筹组东三省民治俱进会时就有谣言称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干事长赵锄非不是国民党人,宋大章得知后为团结和稳定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立即致函总理加以说明,并根据张学良的请求建议孙中山先生多派些国民党的军事人才到奉天,以壮大国民党在东北的影响。在台湾国民党党史馆就保存宋大章在一九二二年初给孙中山的信函,其中写道:

  先生钧鉴:

  前上数禀,谅均达座前。矣近来乔根新自沪回,声言不日先生将有电来奉张处,不承认现在东三省民治俱进会干事长赵锄非为党人云云(章想决无此事),谣言之原因为回奉天之同志赵锄非未曾替他们找官作一事,查现在状况,党人在此重在宣传主义第一,要将党人人格提高,故前函报告。

  钧座,非先生作总统,章等决不做官,因现在虽掌政权,亦不能实行我党主义,甚属无聊也。职此之故,凡属党人者均不愿其奔走于官僚胯下,夤缘作官自堕人格,并为吾党羞也。

  赵锄非虽未曾侍从先生左右,然实为前清时同盟会之老同志,癸丑之后曾为党事在上海监禁,几乎不保性命。后来在觉生部下东北军第一师充参谋长,对党无不忠处,况且锄非此次回奉,完全以个人活动能力为党效忠,成绩亦甚可观。想均在先生洞鉴中。

  且大章系奉钧座命令回奉,对党更觉负有责任,故敢据实报告未审。钧座有无此事?抑系乔根自造谣言伏祈。

  示遵再者,闻张学良有电钧座,请求介绍军事人才来奉一节,未知确否?如有此事望钧座拣纯粹党人,具有军事学者,多派数人来。因此事最足深一层联络极有关系,且奉天真少军事人才,彼等之意系出真诚。望先生勿客气也。

肃此即叩勋祺

  宋大章谨呈

  二十五日

  总理在收到宋大章信函后立即亲笔批复:交觉生代答 调和两方共图党势之发展

  宋大章在收到总理批复后,立即按照总理指示一心致力于团结、调和东北党内各方关系,共图东北党势之发展,从另一封宋大章在一九二二年九月十日写给孙中山的密函中也不难看到。宋大章实现孙中山的“联奉抗直的战略目标积极奔走。他在密函中写道:

  大总统钧鉴:

  徐苏中君转示钧谕已奉到,章仰副至意,自当奋勉也,最近此间又闻吴有来攻消息。故有仰于钧座者较前益切。不日派韩麟春赴沪专谒先生,商具体之办法。并携有小款(其事甚密)报效吾党。此人为段芝泉嫡派,日本士官学生,前充北京陆军部次长,现为奉天兵工厂督办。觐见时可假以词色 预为还奉时对张报告地步,此手段也。再示以希望奉张出款,召集民八议员,执行国会职权,因现在章等正从事运动此事也,此事与吾党关系至大。万恳钧座筹之。

  再饬事务所速寄建国方略、学说、五权宪法各书五十部,交章备用。

至盼 肃以恭叩勋祺

  宋大章鞠躬

  九月十日

  此呈祈先生秘之,勿示他人,再者中国政局非先生作总统时,章决不做官,非如他人,阳为奔走党事,阴图个人地位也。

  总理孙中山出于当时对东北形势全盘考虑,当即在宋大章密函信封上批复: 代答两函呈阅悉。属代答,望兄等事实求是,从人民方面以开发民智,以辅当局之设施,期达最后之效果,此时尚无向当局游扬之必要,幸为谅之。

  但是没隔多久张作霖为了自身利益,共同反对直系,还是派李香斋、韩麟春等人赴沪拜见孙中山。张作霖委托韩麟春赠孙中山生活费10万元,后韩麟春因赌博输掉了8万元只给了孙中山2万元,张作霖知道后大发雷霆,痛骂了韩麟春一顿:“凭我张某人只送孙先生这点钱?不成话,赶快再补8万!”

  而此时,直系首领曹锟企图破坏孙、张同盟,准备与张作霖和谈。曹锟承诺,只要张作霖愿意合作,愿意让张作霖担任副总统。宋大章在得知奉直合议内容后马上联络张学良、王永江、杨宇霆、郭松龄等反对奉直合议的东北军高层,并说服张作霖公开表态,随后立即致函给在上海孙中山身边的党内同志居正(居觉生),让居正就近报告给孙中山先生,并建议撮要编新闻发表,把张作霖的态度公之于众,以阻止曹锟的阴谋得逞。他在函中写道:

  觉生仁兄同志勋鉴:

  前函谅达。此次奉直合议为奉天著名吾等党敌,袁金铠勾引张景惠、曹锐辈作成,若赵尔异、鲍贵卿等不过形式上之调人而已。鲍到奉时,此说极盛。弟等一面四处运动,反对此举,一面由民报倡极端反对论调。结果王珉源、杨麟葛、张汉卿、郭茂宸四人与吾党意见一致。十七日晚齐往谒张,以五不可(见民报社论)说张,张乃决定态度如左:

  一、与曹个人恢复私交亲戚

  二、对吴仍处敌方态度

  三、依然自治,仍不受北政府之命令

  四、派人赴孙先生处及津段浙卢两处说明内幕免误会

  五、沪浙拟派李友兰

  六、向在奉天民党党员宣布经过,俾自由通信南方,说明真相

  以上各节均系王珉源面向弟讲之,实在情形也。用特函

  陈情兄就近祥陈元首。并可择弟函之可以披露者,抄登同志各报。但不可将真相完全露出,因杨、王视此事为秘密也。再总者所有大总统之学说暨建国方略、五权宪法、各地演说底稿均望先生属本部颁赐若干部。备赠送于同志者,以广宣传。所有党中最近方略,也望不时密示,以免言论上误会抵触。

专此即颂道安!

  弟 宋大章再拜

  在宋大章和党内同志的共同努力下 “奉直联盟”更为巩固,这为以后的“东北易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23年8月18日孙中山先生委任宋大章为大本营军事委员、咨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为实现总理孙中山“南北统一”的遗愿,宋大章继续在东北工作,1928年6月4日,张作霖乘火车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送回沈阳官邸后即逝世。此后蒋介石、张学良两人函电频传,信使不断,蒋对张予以理解和同情。

  1928年冬,南京国民政府特派代表张群、吴铁城和宋大章在沈阳准备与张学良密议“东北易帜”大业。张、吴、宋三人下榻于交通银行后,“亲日派”欲采取破坏行动,扣留他们。经紧急磋商,乃决定由吴铁城、宋大章两人连夜乘车直奔少帅府邸,面晤张学良。在这天夜晚的密谈中,双方推心置腹,解释了张学良的某些疑虑,更坚定了张学良“东北易帜”的决心。最终促成了张学良在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东北从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变旗帜。此举标志着北伐的结束、国民政府完成“形式统一”、以及北洋政府的正式结束,从而完成了总理孙中山的遗愿,使国家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南北统一。

  

  二〇一七年九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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